Zeit Magazin - 27.08.2026.pdf

ZEIT MAGAZIN

德国，我有疑问

ZEIT MAGAZIN

一本由天才艺术家 毛里齐奥·卡特兰 共同创作的 ZEIT MAGAZIN

序言

这样的一期杂志此前从未出现过：以《他》（跪着的希特勒）或《美国》（黄金马桶）等作品闻名的毛里齐奥·卡特兰，与我们共同设计了本期《时代周刊》杂志。

契机在于：从9月10日起，卡特兰在德国的首个全面个展将于柏林新国家美术馆举行，展览主题为《夜晚》（Night）。他获得了今年的国家美术馆奖。

在我们的第一张封面出现真实的勃兰登堡门之后，您将在第二张封面上看到一件新作品：卡特兰版的勃兰登堡门。本期杂志将首次公开展示该作品。为此，我们随他一同飞往米兰，并在工作室观察了它的创作过程。

这同时也是一个周年纪念。恰好在十年前，卡特兰曾与摄影师皮埃尔保罗·费拉里共同打造了《时代周刊》杂志的一个每周摄影专栏。

今年秋天，卡特兰将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我们这个国家的探索中——通过他的展览以及这本杂志。在柏林，他与我们共同制定了针对德国的一系列问题，而我们找到了能为他解答的人：音乐家蒂斯·乌尔曼、作家加布里埃莱·冯·阿尔尼姆、演员希贝尔·凯基利以及许多其他人。他与我们一起接管了整本杂志，因此像“周集市”、“从开朗到幸福”以及“爱情词典”这样的专栏和版块，这次均由卡特兰本人操刀。此外，《时代报》总编辑乔瓦尼·迪·洛伦佐在米兰的一家餐厅与卡特兰会面，就他的生活以及在德国的时光进行了一次对话。这场对话的开端出乎意料，随后的发展则完全出乎预料。

我们感谢毛里齐奥·卡特兰投入的时间，以及这次合作带给我们的快乐。 您的《时代周刊》编辑部

12 “我始终心存怀疑” 毛里齐奥·卡特兰接受乔瓦尼·迪·洛伦佐采访

26 我们正驶向何方？ 毛里齐奥·卡特兰提出疑问。十位德国知名人士作答

猎人风味炖兔肉

4人份食材：1只兔子（约1.2–1.5 kg，切成小块）、盐、胡椒（现磨）、特级初榨橄榄油、2个洋葱（去皮，切细末）、2根胡萝卜（切丁）、2根西芹（切丁）、2瓣大蒜（去皮，压碎）、2枝迷迭香、8–10片新鲜鼠尾草叶、2片月桂叶、200 ml 干白葡萄酒、400 g 去皮番茄（轻微压碎）

在青少年时期，我辍学并在威尼斯找了一份全职工作，负责修理电视机。我拜访的客户之一是一位年长的方济各会修士，他每天花时间用自磨透镜制造望远镜，谈论科学时就像谈论上帝和食物一样热情。一个下午，他告诉我，在他村子里的人在战争期间会将猫像兔子一样烹饪。我想知道那是什么味道。他说让我两周后再来。当我回来时，他给我端上了一锅炖菜。味道极好。在我离开之前，我问他那真的是猫吗。他笑了笑说：“我们就管它叫兔子吧。”那时，我所在地区的某些乡村旅馆在供应兔子时还会带着头——以证明那不是猫。

将兔肉块慷慨地撒上盐和胡椒调味。在大炖锅或铸铁锅中加热适量橄榄油。用中高火将兔肉各面煎至金棕色。取出并置于一旁。调低火力。放入洋葱、胡萝卜、芹菜和大蒜，轻轻翻炒约 10 分钟，直到食材变软但尚未上色。

将肉重新放入锅中。加入迷迭香、鼠尾草和月桂叶，随后倒入白葡萄酒。慢炖至酒精挥发。加入番茄，充分搅拌，盖上锅盖，用极低火将兔肉炖约 1½ 小时。期间偶尔翻动肉块。如果酱汁过稠，可加入水或高汤。品尝并根据需要再次调味。上菜前去除香料。搭配波伦塔（玉米糊）、乡村面包或土豆泥食用。

可选步骤：保留兔头。这能让客人们安心。我的午餐是没有头的。

最亲爱的詹尼克

意大利不再是曾经那个足球强国，但为此，意大利人现在拥有了网球界最伟大的男人：詹尼克·辛纳（Jannik Sinner）。毛里齐奥·卡特兰请我写写这位来自南蒂罗尔的人。在他 25 岁生日（8 月 16 日）之际，意大利网球和板式网球协会最近用如此热烈的文字祝贺这位“最亲爱的詹尼克”：“意大利爱你，为你疯狂。”非意大利人经常将辛纳称为“机器”，我觉得这有点奇怪。当然，无论多么离谱的球他都能接到。但他身上也有一种让我莫名触动的东西，一种某种程度上的羞怯与笨拙。他的宿敌卡洛斯·阿尔卡拉斯（Carlos Alcaraz）总是像班级里的开心果一样显得那么从容。而辛纳在我看来，更像是那种小时候喜欢一个人在草地上玩石头的人。我当然不知道他真实的样子。我只是看了太多他的比赛，以至于现在当辛纳在球场上用膝盖滑行时，我的膝盖也能感受到那种疼痛（顺便一提，他的膝盖目前受伤了，因此他可能不会参加美国公开赛）。当他挥舞着松垮的手臂和腿在沙地或草地上奔跑，为了再次接到一个

意大利热爱他，而其他人称他为“机器”：网球明星詹尼克·辛纳

遥不可及的球时，我经常会想起我们的金毛寻回犬维图斯（Vitus）刚满一岁时的样子：身高猛长，却依然带着幼犬的笨拙。抱歉，“笨拙”这个词用来形容世界排名第一的人（顺便提一句，他曾陷入兴奋剂嫌疑）并不合适。我们可以说：在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身体灵活性之余，他拥有一种讨人喜欢的、不那么协调的、非机器般的气场。此外，辛纳虽然是意大利人，但他并非来自西西里岛。因此，他有时在高温环境下会遇到困难。我当然希望他的膝盖能快点痊愈，但这个超级天才辛纳偶尔表现出虚弱也是件好事，因为这样我们就知道：他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由 AI 组成的。最近我读了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美国田园》。罗斯在书中写道：“我们由此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我们犯错。”当然，他指的并不是一个中暑的网球明星。罗斯描述了我们在生活中面对几乎每一个人时，即使出于最好的意图也会产生误解。关于意大利人的一个误解就是，他们全都是热血的卡萨诺瓦。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把辛纳称为机器——因为他恰恰不符合这个刻板印象。

windsor.

轻松剪裁的奢华 (Relaxed Tailored Luxury)

ZEIT AKADEMIE

新课程

4 周仅需 1 欧元

魏玛共和国

德国第一个民主政体的起步与深渊

“魏玛不仅仅是 1933 年的前奏。”历史学家罗伯特·格瓦特（Robert Gerwarth）教授如此说道，他在柏林学习历史并在牛津获得博士学位。在《时代周刊》学院（ZEIT Akademie）的新课程中，他将展示第一个德国民主政体是如何在战争、革命和变革中诞生的，并为这个经常被草率地仅从其失败角度解读的时代提供一个细致的视角。

现在就来观看新课程系列《魏玛共和国》以及其他 100 门以上的课程，4 周仅需 1 欧元，原价 24,99 欧元！

www.zeitakademie.de / kurs-weimar

“我快被吓得尿裤子了！”

毛里齐奥·卡特兰不喜欢接受采访，有时他甚至会派一个替身。乔瓦尼·迪·洛伦佐在米兰见到了本人——并结识了一位出奇地毫无防备的艺术家。

电梯 AUFZUG

票务 KASSE TICKETS

馆藏 SAMMLUNG

毛里齐奥·卡特兰参观新国家美术馆。从右至左：毛里齐奥·卡特兰、馆长克劳斯·比森巴赫、策展人丽莎·博蒂以及蓬皮杜中心主席洛朗·勒邦。

毛里齐奥·卡特兰身着全黑服装，骑自行车前来。为了我们的约定，他建议在 Da Giacomo 餐厅见面，那是一家极好的、带有绿色护墙板的传统餐厅，我的 80 岁姨妈小时候就常被父亲带去那里。骑车到米兰大教堂需要七分钟。天气非常炎热，所以卡特兰更想在室内就座，尽管那里很嘈杂。整个晚上，我们周围几乎没有一个意大利人。卡特兰嘟囔道：现在来的几乎全是游客。我说：在意大利任何古老而美丽的地方都这样，不是吗？他看起来心情不怎么好，不想进行采访，建议我最好写一篇关于他的人物特写。我说：我们约好了要谈话，我特意为此而来。让我们聊聊生活吧，您的生活。我对您非常好奇。卡特兰点了鱿鱼和虾仁面疙瘩（Gnocchi）。没有点酒。

说道：让我们试试斯图加特，总能找到些什么的。那里有工厂——博世、梅赛德斯。我们进行了一次旅行，期间发生了很多本不该发生的事情。但非常有趣！

您觉得自己像是一部迟到的新现实主义电影里的意大利移民吗？

不，像是在喜剧里：在经历了三天的雨天后，我们抵达了斯图加特，完全不知道晚上能住在哪里。我们四处询问，首先人们把我们送到了一家流浪汉收容所，我们立刻就离开了，那味道……接着人们给我们指了一个露营地——结果我们落在了一个罗姆人（Roma）的营地里。

您当时带帐篷了吗？

没有，我们什么都没带。我甚至不记得我们当时睡在哪里。两周

“我的执念是零小时工作，但能拿到工资”

卡特兰先生，您还记得您第一次与德国接触的情景吗？

我的第一次德国之旅？当然记得，那是 1979 年！我当时盯上了那个国家，因为它的效率极高。德国的货币，德国的富裕——作为一名工人，我在那里几周赚的钱比在意大利一整年赚的还多！所以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在那儿度过一个夏天。

那时您还不到 20. 您当时在做什么？我在帕多瓦的一栋住宅楼里打扫楼梯间，为了这次旅行特意考了驾照。然后用剩下的那点钱买了一辆旧摩托车。我说服了一个朋友一起去。我们出发了，当时既不会说德语也不会说英语。我们甚至不知道该往哪里开。我

毛里齐奥·卡特兰 1960 年出生于帕多瓦。他通过自学进入艺术领域，如今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在世艺术家之一。在作品中，卡特兰经常以一种带有黑色幽默的方式讽刺社会，他最著名且最具争议的作品包括《他》（Him，2001 年）——一个展示儿童尺寸的阿道夫·希特勒跪地祈祷的塑料雕塑，以及《喜剧演员》（Comedian，2019 年）——一根用胶带贴在墙上的香蕉。自 90 年代起，卡特兰居住在纽约和米兰。

我们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很久，用“呃……哦……呃……”勉强沟通。我们走进邮局，走进乳制品厂。只要有入口的地方我们就进去。然后询问他们是否需要我们。

得有这种勇气才行！

我们有什么可损失的？我很乐意回忆起那段时光，因为我当时想尝试一些东西。那是一次尝试，试图让自己从工作中解放出来。具体是指我愿意工作的小时数。其实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的执念是零小时工作——但能拿到工资。

认真的吗？

是的，那是我的坚定愿望。在我的脑海中，德国取代了一个地理位置更近的“美国梦”，只不过是以梅赛德斯或博世的形式出现。但结果并没有实现。不到一个月后我就回到了家，摩托车在奥地利报废了。我失去了一切。当我们回来后，我告诉自己，现在我必须学习德语，于是报了一所语言学校。而那个“为了钱而无需工作零小时”的目标，我几乎实现了。

怎么实现的？是通过成为艺术家吗？

不，艺术家是在很久之后才出现的。起初我不得不辛苦劳作很长时间，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但有一天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重点不在于寻找一份尽可能少

毛里齐奥·卡特兰在新国家美术馆吃早餐

卡特兰在从柏林飞往米兰的航班上翻阅《时代周刊》杂志

工作的工作。相反，我必须找到一件真正属于我的事情。但我完全不知道那会是什么。

一个人怎么可能在不工作的情况下领取工资——比如像您当时那样，受雇于一家医院，最后甚至还得给尸体洗澡？

在医院工作的后期，我意识到这件事对我伤害很大。我故意让自己受伤，然后去急诊室，他们会给我开两周的病假。我买一张去荷兰的火车票，到处旅行，就像那些声称自己在大学读书的朋友们一样。而这些工作间隙让我意识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可能。真正的转变发生在决定从此以后完全不再工作之时。这使得重心从“尝试尽可能少地工作”转移到了一个问题上：

令人钦佩！

不，这并不令人钦佩。我自己当时也不太清楚在做什么，我其实只是想找一个可能对我作品感兴趣的人。而且我成功了。我在索尔费里诺街（Via Solferino）的一家小店落脚。我开始与两名店主之一合作，在那里出售我的作品。他和我一起成长。那是两个互相衡量的人之间的关系。他看到了我没意识到的潜能。

那么，当时确实有人相信您。嗯，那是一家家具店，销售设计师家具。我继续创作，但当人们想要更多我的作品时，我的创作不再那么顺畅了。相反，我突然被一件像云一样的东西强烈吸引。一朵云，它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抓住了我，那就像是一种炽热的欲望，一种渴望”

如果一个人能从内部重新定义生活，生活大概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即便是在古希腊的哲学家也可能会做出的决定！哎，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这些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困境。有些人选择在公司里过安稳的生活，有些人则创办初创公司。我知道：如果继续那样工作，我会把自己搞得心力交瘁。

在那些年里，是否有人在艺术方面资助过您？

没有。我接触艺术大约是在 25 岁的时候。当时因为一个女孩，我搬到了里米尼附近的一个小镇福尔利（Forlì）。我对她说，我想跟你一起走。她说，如果你坚持的话——她对这件事并不太确信。我在那里住在一栋巨大的空房子里。我去找了一个邻居，他有一个工作室，我在他那里学会了焊接。一个木匠教我如何用木头制作东西。而在一个玻璃工那里，我学会了如何处理玻璃。我开始捣鼓，完全没头绪，就拿了两把叉子把它们焊在一起。然后我开始为那栋空房子制作家具。渐渐地，这些家具变成了艺术物件，那些既实用又受人们欢迎的东西。我带着它们去了米兰，一家家店地跑，开始向杂志编辑部自我推荐，为自己做广告。

那些可以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画廊、艺术家、艺术家的生活。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抓住了我，那就像是一种炽热的欲望，一种渴望。我开始再次在编辑部之间奔波，但这次访问的不再是设计杂志，而是艺术杂志的编辑部。我去参观展览，并获得了邀请。

所以您逐渐学会了艺术市场是如何运作的？

是的，但在福尔利没什么机会。只有在从博洛尼亚开往里米尼的路上才会注意到这座城市。于是我尝试弄清楚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例如，所有艺术家都有自己的评论家，所以我也必须找一个。但我缺乏网络、人脉以及与画廊主的合作——而这些是其他人在艺术学院里已经建立起来的。

您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之下依然成功利用这个系统的？

说“利用”有点过头了。我不想直接模仿他人，但我尝试了一下，并在此过程中理解了它是如何运作的。在福尔利待到一段时间后，我就搬走了。但那是一段重要的时光。我当时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带着一整袋错误的观念，但那是一种我在之前工作时从未有过的状态。一种喷涌而出、泡沫翻滚的状态——尽管有时也会因为毫无进展而感到沮丧。

您感到被解放了？

我当时正在为自己的独立而奋斗。我想：如果进展顺利，我们就继续做；如果不顺利，我们就找点别的。我给自己设定了两年的期限，然后去了米兰。在这里和其他艺术家一起参加一次集体展，在那里参加一次。直到有一天，一个画廊的人跟我说话，他说：如果你真的想认真做点什么，就给我打电话。我说，怎么，认真？我已经在认真做了。

然后呢？

我当然感到很受捧，因为那在当时是一家非常有声望的画廊。从那时起，我每学到一点新东西，就会立即付诸实践。就在我的艺术作品展出的那一刻，它可能已经过时了。因此我会将其摧毁并重新设计。这就是我的过程：“做点什么，学点什么，然后升级到下一个等级。”

您还记得第一件让您获得这种成就感的作品吗？

没有。这更像是一种微观过程，就像盖房子一样。

您有一件作品让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真的吗？

是的，就是那个坐在课桌前的小男孩，1997年的《查理不冲浪》（Charlie Don't Surf）。那么迷茫，那么受辱，那么孤独。

我们都经历过那个阶段，不是吗？您当年一定是个优秀的学生。

我？不，不。

否则您今天就不会处于现在的位置了！ 我当时只有一个野心……

……打网球？

胡说！不，我小时候想摆脱那种不被任何人关注的处境。摆脱那种面对……时的绝对无力感—。

“我始终心存怀疑。名声对此毫无改变，反而让人多了一个麻烦”

您曾重新改造过那些您认为不再重要的对象和作品？

是的，现在依然如此。我……我不想说是不自信，但我总是在寻找某种能让自己也感到惊讶的东西。当我的作品能让我自己感到惊讶时，那才是一个真正光辉的时刻。这就像写作一样，存在一个恩典之刻。

是的，只可惜这个恩典之刻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它每六个月才出现一次。

……不只是这样。这些能够让生活重新焕发生机的时刻，通常持续时间非常短。然后人又会陷入……

啊，但我就是为了这些时刻而活！它们发生在展览结束时，或者在某个项目完工时，亦或是某件作品被转化为某种信息时，无论那是何种形式。这就像在解一个图谜，一个 Rebus。虽然所有碎片都在眼前——但往往需要四五个月的苦思冥想，某些东西才会成形。我对此痴迷。我所做的一切都指向那个时刻，直到最终找到某种能给事情带来转折的东西，某种能让它陷入尴尬、让它不安、让它反转，总之让它看起来不那么循规蹈矩的东西。

对每个人的看法。后来我也在其他以某种形式出名的人身上观察到了这一点。

很有可能。这么说吧：渐渐地，我也有了拿得出的成绩。但最初那个关乎生存的时期更为重要。我观察周围的人，我不知道他们从事什么工作，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对我来说，虽然这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但要么就这么做——要么就得回去做低端工作。

如今您是最著名的在世意大利艺术家。

得了吧，你们记者把这事夸大了。我不会用知名度来衡量艺术作品的质量。

不，但有时这两者确实是重合的。我始终心存怀疑。名声对此毫无改变。名声并没有给我带来额外的动力，反而让我多了一个麻烦。就像那里多了一个我必须照看的人。

用来衡量标准的那个人？

是的。他变成了一个投影，不再由我自己控制，而是由他人控制。但与此同时，一个人也拥有了更多手段去创造东西。

是也不是。这很复杂：刚开始你有很多想法，但没有手段；后来你有了手段，但

毛里齐奥·卡特兰在米兰街头，没有想法……（卡特兰突然注意到什么，嗅了嗅，看向坐在我们隔壁桌的一对美国游客夫妇。）噢，好浓的味道！当我闭上眼睛，我能看到晾晒的衣服。这是马赛皂（Sapone di Marsiglia），太棒了！

这种硬皂的味道，会让人想起母亲和祖母，不是吗？

它让我想起周六，那时我被放在一个塑料盆里洗澡。为了省钱，盆里先洗衣服，最后我才在洗衣服的碱水里洗澡。关于您提出的我小时候是否得到足够关注的问题，就说到这里吧。您第一次作为艺术家来到柏林是什么时候？

直到准备 2006 年双年展的时候。

这么晚？

是的，我为此感到羞愧。我很后悔，因为我错过了。我在那里吃了多少披萨——还有多少维也纳炸牛排！那时候到处都允许抽烟。

克莱尔舞厅（Clärchens Ballhaus）！现在那里已经修缮过了。

是的。整个柏林市中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座城市向我展示了艺术市场是如何毒害并腐蚀我们以及艺术创作的。那时在柏林生活成本很低，正因如此，那里聚集了许多艺术家——他们对表达方式的追求是纯粹且不掺杂质的。我们见到了疯狂的事物，各种各样的艺术。我们发现了如此之多不同的东西，但遗憾的是，无法将所有内容都纳入展览中。如果我想在柏林双年展期间重新做某件事，那就是那个调研年。

现在，您带着您的首个大型个展回来了……

“柏林向我展示了艺术市场是如何毒害并腐蚀我们以及艺术创作的”

我错过了无穷多的东西。但我当时有太多其他事情要处理。谁知道如果我早点来到柏林会怎样。

也许您会在这座城市中迷失方向？

不，因为在这方面我一直相当自律。我认为来到柏林的时间恰到好处，我当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成熟度。

2006年，您与马西米利亚诺·吉奥尼（Massimiliano Gioni）和阿里·苏博特尼克（Ali Subotnick）共同担任了第4届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的联合策展人。

是的，而展览最美好的部分或许就是它的筹备阶段。逐渐地对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形成一种愿景——那是我们的任务。我记得那些走廊里设有公共厕所的酒店，与艺术家们在他们工作室里的相处，以及每天互相拜访。那很有趣。如果我曾有过学生时代，大概就是那个样子。

那么您对柏林米特区（Berlin-Mitte）以及奥古斯特大街（Auguststraße）及其周边地点的记忆如何？那里后来成为了展览的中心。

我们首先参观了柏林所有可以参观的场所。起初，人们希望我们搬进格罗皮乌斯建筑（Gropius-Bau），但这行不通。在我们考察的众多潜在展场中，有一栋空置的旧犹太女校建筑。此外，我们在附近发现了一座墓地，然后是那个我们经常去用餐的舞厅。

这更像是一场传统的展览，带着一些旧作……

但在新国家美术馆，您有无穷大的空间！

这座博物馆就像一座教堂。

想到这次展览，您感到紧张吗？

我紧张得快要尿裤子了！

为什么？

我总是这样。我会尽力而为。这肯定会是一场能说明一些关于德国之事的展览。但不仅仅是关于德国：它还探讨了价值观，探讨了我们所有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在视觉上，它们会被识别为德国式的，但在本质上，它们关乎我们所有人。

一件相对较新的作品乍一看非常具有德国特色。那是用木头做的勃兰登堡门。门内站着一个呈S形弯曲的男人，让人强烈地想起您。

勃兰登堡门位于展览的入口处。它不仅是柏林的象征，更是德国的象征。最初它是作为和平的象征而建立的。直到拿破仑被击败后，被掠走的四马战车回到原位，它才变成了胜利的象征。现在，当这个胜利的象征在展览中与《他》（Cattelan最著名的艺术作品之一，一个跪着的希特勒像，编者注）共同展出时，它便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产生共鸣。然后，其他少数几件展品开始发挥作用，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了关联。

为什么给勃兰登堡门起名为《炼狱》（Purgatory）？

因为炼狱在地狱之前，所以《炼狱》很完美。

对德国来说很完美，因为炼狱是净化灵魂的地方？

是的。解放无疑使得重新思考“成为德国人”意味着什么变得必要。您所说的“解放”是指1945年，还是1989年东德崩溃的时候？

不，我指的是从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中解放出来。重新统一仅适用于一个分裂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在俾斯麦将各部分统一之前就已经被分开了。在几年时间里，德国陷入了这种分—。

政府能从始至终坚持下去。我并不是想说右翼就很好。但梅洛尼不仅成功地让她的党内大多数人支持她，她还展现出了一种在不同立场间摆动的天赋，并且总是倾向于向政治中间地带靠拢。她采取的是一种狡黠的政治策略。此外，她是一名女性，而意大利本质上是一个大男子主义国家。单凭这一点，她就赢得了分数。

她也是一个在政治上一步步攀升的人……

……她是一个接地气的罗马人，这一点显而易见。然而，当我阅读《纽约时报》时，我会想：瞧，以前什么时候出现过这种情况——在报纸上读到一位意大利总理（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或她与欧洲、与美国保持着持续的对话。在此之前，我们有我们的贝卢斯科尼。每当提到他时，总是

“我能忍受梅洛尼，尽管实际上我谁也忍受不了。意大利人某种程度上就像羊一样”

……破碎感。我的意思是，《炼狱》（Purgatory）是一个描述过渡状态的完美标题。而且我无法解释这个标题，但它起作用了。

即使是对展览参观者也是如此？

噢……我想他们主要会给那个微缩版的勃兰登堡门拍照！您在意大利关注德国的政治发展吗？比如激进右翼、德国选择党（AfD）在这里变得越来越强大？

这大概到处都一样，是一种国际趋势。这个党现在规模有多大？

根据民调，它在 28% 左右。

噢，这个我还不知道。

而且在九月，也就是您的展览期间——展览将持续到三月——东德的两个联邦州将举行州议会选举，德国选择党（AfD）可能会首次进入政府。

这意味着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许多人渴望权威。不幸的是，右翼提供了这一点。人们愿意为此放弃自由主义的特权。

因为他们认为自由只对精英阶层有利？

历史就是这样运行的。

无论如何，意大利在政治上再次领先于德国：这里右翼已经在执政了。怎么会这样？

我更多关注美国政治。但如果梅洛尼能撑完她的任期，这将是战后第二次出现一位意大利……像个小丑一样，作为意大利的刻板印象。我能忍受梅洛尼，尽管实际上我谁也忍受不了。意大利人某种程度上就像羊一样。

而且左翼在意大利似乎也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无力。

左翼没有什么能提供的。就像在美国一样：现在那里对权威有强烈需求，左翼却毫无主意。左翼很善良——尤其是太善良了。而他们将为此付出代价。

特朗普如此吸引您，以至于您有一天可能会为他创作一件作品吗？

也许我的那个黄金马桶已经是一种预演了（2016 年，卡特兰创作了一个由 18 克金制成的可用马桶，他将其命名为《美国》，编者注）。无论如何，那个东西表达了一种特定的品味，一种奢华。把它命名为“特朗普”是不行的。但某种程度上，那个马桶预见了某种美国风格。（一名服务员走过来擦掉桌上的碎屑。）您现在要把这些给麻雀吃吗？

您热爱动物吗？

是的，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我住在农村的时候养过动物，有一头驴，一匹马，一只鹰。

您喜欢驴吗？

驴是世界上最孤独的生物。那么您呢：您想在哪里度过最后的岁月？在德国还是在托斯卡纳？

在我经常去的那个村子里，从十一月到二月，人会产生自杀念头。您呢？

一场远程对话：魏玛共和国场景

2026年5月12日- 9月27日

伦巴赫美术馆 (LENBACHHAUS)

媒体合作伙伴：arte

与慕尼黑城市博物馆合作，并得到了某私人收藏的慷慨支持

是个好问题。只要有工作做，我就很满足。我只需要注意不要接太多的订单，否则会变得很累，不再有趣。此外，我现在又开始以策展人的身份举办展览了。

在哪里？

例如，我们申请了帕多瓦。我想，回到“犯罪现场”可能会很有趣。

也就是说，回到您成长的地方，以及正如您在这次对话中所暗示的，您度过了一个相当糟糕的童年时期的地方？

我告诉自己：那就试一试吧！

帕多瓦不也是圣安东尼的城市吗？

是的，那是许多圣徒的城市，其中就包括圣安东尼。

您认为有一天您能成功地安抚并慰藉内心那个不安的孩子吗？

不，如果可能的话，我早就这么做了。但事实是：那个孩子很清楚自己有这个问题。而且它知道，它再也不能向那些造成问题的人寻求帮助了。不过，我渐渐地能够更好地控制它。

这对您来说足够了吗？

嗯，重要的是知道它从何而来。并且学会如何应对。

把内心携带的恐惧，像对待一位老熟人一样对待？

是的，可以说我必须把它赶出去，与它分离。但它依然在那儿。这是我长期共存的一件事。我在一种“这样不行！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错的！”的氛围中长大，而这种氛围又被一袋子

“天主教充满了被转化为扭曲色情符号的压抑”

您经常说自己不再是天主教徒了。您认识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吗？

就是那个写点球点球的人？

不，《点球点时守门员的焦虑》是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写的。伯尔写过比如《卡塔琳娜·布鲁姆丢失的荣誉》。他还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伯尔曾说过：一个人只要当过天主教徒或共产主义者，就永远无法摆脱它们。

嗯。是的，我的很多作品都有这种天主教根源。例如，我的作品中极少有色情元素。

但在天主教中，色情元素比在所有其他宗教中都要多！

天主教充满了压抑，而这些压抑被转化成了扭曲的色情符号。

您在艺术史上有一个最喜欢的时代吗？文艺复兴时期。

现在还存在“意大利天才”，也就是那种“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人”吗？

我想我们都在等待这样一个人的出现，无论他是意大利人还是其他什么人。而当我们环顾四周，思考谁可能是这样的人时，很多人会说……

……也许是您？

不！当代对于一个像列奥纳多·达·芬奇那样具有冒险精神的人的想象，更像是埃隆·马斯克。他是一个愿景家，但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并向特朗普政权献媚，大概是为了做生意——就像其他人一样。

耳光。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习惯的基调，会被其视为正常。我认为，那些最初没有被赋予的东西，在人生后期依然可以获得。你只需要问问自己是谁，以及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但成功并不能给人带来多少温暖。

成功是有局限性的。通过成功，人们并不能学会更好地理解自己的问题。

我来自一个治疗师家庭。您是否考虑过做心理分析？有时您的谈吐听起来像是对此有丰富经验。

救命！（笑）零，一次都没有。但某些作品帮助我解决了之前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是与我父母之间的问题。

您是否担心如果接受治疗，会失去创造力？

没有。但在创作过程中会有启示的时刻，我会想：啊，这就是我的父亲，现在我终于能把他击败了。现在，既然我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与自己的对话，我就在想：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如果这在潜意识里是一次治疗——那么对于这个我早已渴望成为的新人格，我们该如何对待？我真正想做什么，我想留下什么？

协作：Astrid Herbold 和 Hanna Gieffers 翻译：Sabina Kienlechner

ZEIT REISEN（时代旅行）

探索真正重要之事

与 ZEIT REISEN 一起，您将与同样关注《时代》的人们共同体验世界。在富有启发性的专家的陪同下，您将发现一个地区的独特之处、最美丽的地点和文化场所。精选酒店、美食体验和独家邂逅与我们的项目一样，令人兴奋的创意、探索的热情和全面的服务也同样重要。ZEIT REISEN 为您开辟新视野。加入我们吧！

艺术——灵魂的食粮

在这场哲学之旅中，我们尝试追问：什么是艺术？是进入博物馆的作品，是在艺术市场上取得成功之作，还是需要精湛工艺的作品？在著名的艺术家村沃普斯韦德（Worpswede）深入探讨艺术哲学与理论。

日期：22.11.2026 / 14.3.2027 / 时长：4 天 / 价格：1.430 € 起

亮点：

一座岛屿拥有一种哲学气息。时间随着涨潮与落潮的节奏而呼吸。空间跨越广阔的天空，延伸至大海的无穷远方。

日期：18.4.2027 / 时长：6 天 / 价格：ab 1.850 €

博尔库姆：广阔的地平线

亮点：

- 在顶级博物馆中获得深刻的艺术体验

• 观鸟 • 对空间与时间的哲学探索

• 滩涂徒步与海滩散步 • 由哲学家克里斯托夫·夸克（Dr. Christoph Quarch）博士专业引导

»莫扎特与莫扎特们«

您可以在线查看我们当前的旅行计划。或者请致电我们，我们很乐意为您提供个人咨询。

040 / 32 80-455 @zeitreisen@zeit.de zeitreisen.zeit.de

萨尔茨堡莫扎特周是全球最负盛名的古典音乐节之一。在艺术总监罗兰多·维拉松（Rolando Villazón）的带领下，您将欣赏到世界顶尖的管弦乐团和独奏家。 日期：21.1.2027 / 时长：4 天 / 价格：ab 2.270 €

- 开幕音乐会

• 维也纳爱乐乐团与伊戈尔·列维特（Igor Levit）

- 手稿金库特别开放

德国，我有疑问

左图：卡特兰模仿《我们就是革命》（2000）中的一个人物，该人物看起来像他本人，穿着西装挂在衣钩上。右图：卡特兰工作室中一幅未知的画作

从上帝到夜晚——毛里齐奥·卡特兰对德国提出了疑问。我们找到了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人。

当我们谈论德国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西比尔·贝尔格（SIBYLLE BERG）：这就是德国。它就这样静静地躺在那里，多么美丽。这里有半木结构房屋，有因为污垢而不宜游泳的河流，有因为毒素而不宜啃食土壤的田野，还有许多被德国人为了杀死而乐于用毒气熏蒸的动物，只要能做出香肠就行。

这个国家有许多善良的人，也有许多蠢货。就像到处一样。没人想成为蠢货，所以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就像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但德国人总是比其他人更正确一点，因为他们拥有伟大的历史，想想那些所有的城堡，以及农民战争，还有马丁·路德对犹太人的仇恨，海涅我。当我谈论德国时，我谈论的是在高速公路上肆无忌惮的驾驶者。它们无处不在，加油站是红色或黄色的，那是地狱的颜色。在高速公路上，人们在演习战争。这样更好，因为德国想再次成为领先的军事强国。无论在何处。

德国是一个代表制民主国家，它帮助一些持有股票、与经济关系密切的当选政治家远离民众，以便能够不受干扰地统治。政府在扩军，他们想要战争。或者假装想要战争，以便在软弱的时代做一些听起来强而有力的事情。此时，桥梁坍塌，建筑崩塌，火车不再运行，至少不再开往人们想要旅行的地方，此时女性和男性仍然不是“人”，而是“女性”和“男性”。只要能做出香肠就行。

德国人可以投票。万岁，太伟大了，乐队在演奏，名人们说投票就是民主。好吧，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一旦德国人投票完毕，发生的事情总是保守的、顺从体制的、资本主义功能失调的。也就是说，是面向大众的东西。现在德国选出了一个会计师，好让德国再次成为某个角色，这个苦难的会计师在穷人、中等穷人身上削减开支，他削减文化、医疗、基础设施和教育。

很聪明，因为一个被征召入伍的年轻人，需要那些与战争没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知识做什么？德国需要一个良好的医疗体系做什么，德国人会自我疗愈？这一切在严密监控下发生，因为德国是间谍世界冠军。它拍摄自己的民众，搜查自己的民众，这一切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为了国家的安全，如果民众侮辱政治家或产生某些想法，政治家就会起诉他们。几乎没人能产生想法，因为德国在服从。人们绝不会发起总罢工，因为这大概是被禁止的，就像革命一样。他们绝不会为国内的 2000万穷人而游行，因为这些人不够异域风情。人们更热衷于在集体寻找敌人的过程中游行，反对那些至少发生在千公里之外的不公正。

德国到处是加油站，人们在那里喂养他们的汽车，因为汽车应该过得比驾驶员更好。在加油时，人们听着流行歌曲，梦见苹果蛋糕、烤香肠以及那个从未存在过的美好旧时光。在一个愚蠢的广告中说：“德国在前进”。它在向深渊前进，它正从“友好国家”的地图上把自己抹除，它在恐惧与住房短缺之间，在傲慢的欧洲那些坍塌的新建筑之间踉跄前行，而欧洲认为世界其他地方都低人一等。因此，许多人梦见战争。那样一来，所有的桥梁终于都会消失，街道、混凝土、丑陋、会计师也将消失，人们可以刺激经济，多么美好的重建之梦。此外，人们终于可以占领世界，让他们变得像德国人一样。带着香肠、红色的加油站，以及为此付出的很多爱。

西比尔·贝尔格（SIBYLLE BERG）撰写专栏、剧本和小说。 近期出版作品为《PNR: La Bella Vita》。

究竟成为德国人是什么感觉？

希贝尔·凯基利：我想反问一下，“身为德国人”这种状态真的可以用一种“感觉”来描述吗？我越思考，就觉得越困难。如果有人问我，你感觉自己是什么人，是德国人还是土耳其人，我的回答几乎总是：德国人。但为什么呢？当我拿到入籍证明书的那一刻，我的第一感觉是自豪。自豪于终于在官方身份上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在我满18岁时，我立即申请了入籍。手里拿着证明书和护照，我感受到的是自由与安全，尤其是作为一名女性，在我的出生地——在我的国家里。

为了理解成为德国人是什么感觉，我必须先描述在德国“不是德国人”是什么感觉。在幼儿园和小学的前几年里，我觉得自己像个外星人，我是唯一一个与大多数人不同的人。我甚至幻想德国人的房子闻起来比我们的公寓更香。

对我而言，身为德国人起初更多是一种生活态度。作为一个在充满限制的文化中长大的女性，这意味着自由。成为德国人意味着拥有权力——无需签证限制即可旅行，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和民主制度中。但我也很快被告知，作为德国人，必须承担某种愧疚感和责任。自豪并不总是与“身为德国人”相匹配。因为身为德国人也意味着要背负沉重的负担——向世界其他地方道歉。作为德国人，我们要为前几代人的错误承担责任。这确实是合理的。但为什么即便如此，我依然不能感到自豪？

在某个时刻，我感到了羞耻。在国外说出我的来处时，我变得小心翼翼。突然之间，我开始强调，

《人民》（People, 2026）中 3.898 只标本鸽子之一，该系列始于 1997 年在威尼斯的《游客》（Tourists）

我是一个有土耳其血统的德国人——当然我也意识到，土耳其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些事情，是我并不怎么自豪的。但是：难道每个国家、每种文化中没有这种情况吗？

为什么在世界杯期间，我会对升起德国国旗感到羞耻？为什么当足球迷们大喊“胜利”时，我会觉得很可怕？而为什么我反而想成为一个冰岛人或挪威人，他们一起战斗般地呐喊或划船，但看起来却相当讨人喜欢？

在某个时刻，羞耻感战胜了自豪感。这主要是因为德国人自己。一旦我说我为出生在这里、为成为其中一员而自豪，立刻就会有人让我感到糟糕，因为我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有趣的是，在国外，“德国特质”总是相当流行——我们的汽车工业，我们的汉莎航空，我们的威利·勃兰特，我们的啤酒。而一个转折点恰恰是一届世界杯：2006 年的那届。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归属感。无论西德人、东德人还是有移民背景的德国人，大家都升起了同一面旗帜。随着默克尔那句“我们能做到”（Wir schaffen das），这种情况进一步改变。人们突然发现，德国人也可以很热情，比某些其他国家更开放、更宽容。

在土耳其，人们经常给我一种感觉，说我比起土耳其人更像德国人。就我的生活态度而言，确实如此。我的思维、我的行为——一切都比土耳其特质更多。但也许我内心某种重要的东西依然是土耳其式的：那就是“自豪”本身。遗憾的是，在这里，这种自豪感经常被赋予负面含义——它听起来更像右翼，而不是中间派。

对于许多老一代德国人来说，身为德国人就意味着缺乏自己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剥夺了。但对我而言，情况恰恰相反：对那段历史的反思赋予了我身份认同。我热爱德国通常想要从错误中学习的方式，热爱人们没有逃避当年的责任，而是共同促使纪念文化比遗忘文化更为重要。我热爱这里对勤奋、可靠和准时的重视。“德国制造”。但如果一个人总觉得必须在他人面前低调，那么到某个时刻，他就无法再成长。这阻碍了人们变得强大、发光，以及对自己和这个其实相当不错的社会感到自豪。彼此协作。大多数时候是这样。

希贝尔·凯基利（SIBEL KEKILLI）是一位演员。 她的作品包括电影

《触墙》以及剧集《权力的游戏》。

什么是家乡？

保罗·马尔：对我来说，家乡就是那些分不清 b 和 p 发音的地方。

保罗·马尔，来自弗兰肯地区的作家，他创造了最著名的儿童文学角色之一——萨姆斯（Sams）。

当您想到“夜晚”的德国时，您在想什么？

莱夫·兰特（LEIF RANDT）：亲爱的《时代周刊》杂志，我之前答应就艺术家卡特兰提出的海因里希·海涅式问题写一篇文字，但现在——在截稿日期过去两天后——我必须承认，我在这个任务上失败了。

因为我当时正在度假，你们甚至多给了我两周的时间。“但现在请先享受您的加拿大假期吧！”关于一个充满张力的话题——夜晚的德国——写一篇短文，这至少很有趣。而且我对这个任务甚至还有那么一点期待。写几行关于德国的文字，既诚实又不至于让人心情糟糕——这能实现吗？这是我的出发点，而且我当然很乐观，因为写短文是我的强项。

此外，我回顾了 25 年的德国夜生活：上千段美好的回忆，细碎的瞬间，冷幽默。于是我开始敲击句子。自 2001 年起零散的场景。黑森州，下萨克森州，柏林。非常有趣！

我想积极地记录下，德国曾拥有地球上一些最顶级的迪斯科舞厅。前赛艇俱乐部、热电厂、二战掩体。这些具有风格定义意义的空间，曾是来自东京或墨西哥城室内设计师的参考标杆。德国——是最开放的夜生活国家之一，在这里，狂欢也是一项严肃的活动，充满了专业且对细节的热爱。一种昼夜对比是可能的：白天紧张的德国氛围（迟钝的右翼激进分子，迷茫的保守派，四分五裂的左翼）对比在世界上公认最顶级的俱乐部中那些富有诗意且忧郁的派对之夜。

但我也想引用一位德国女士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机场的抱怨（“我真的快受够了！”），因为我觉得这如此不可理喻、如此夸张且具有典型的德国特色，尤其是哈利法克斯大概是我去过的最友好的地方之一。那位女士在自助办理登机时大发雷霆，而当一名极其礼貌的有色人种（PoC）机场工作人员赶来帮助她并将她那个丑陋的行李箱搬上传送带时，她甚至没有道谢。我多么不怀念这种转移目标的挫败感。我可以写一种特有的德国式不耐烦，这种不耐烦最让我心烦的地方在于，我太熟悉自己身上也有这种特质。然后将话题绕回基线和节拍，回到德国的夜生活，它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至少是那些负担得起旅费的人）提供了疯狂的幸福时刻。

我记录道：“想到俱乐部之夜的德国，我也会想到伍珀塔尔和奥芬巴赫。”而这类圈内梗又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作者偶尔还会出去玩，并且庆幸这里存在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资深派对圈子？说明德国或许正处于一个糟糕的时刻，但 DJ 们依然保持着水准？否认德国的危机，作为一种挑衅就太廉价了。而自己在不断享受美好时光、生活由绝大多数明亮回忆组成的情况下，却去描绘一种阴郁的情绪——那将是矫情且虚伪的。而一定的诚实和一定的幽默应该是追求的目标。于是，我中途写出了一份由纯粹氛围感主句组成的联想清单：

我想起柏林一家深夜便利店（Spätkauf）在雪势渐强时的霓虹灯光。

我想起一只棕色玻璃瓶，在 4.30 时分，在满员的 U8 线地铁地板上滚动得越来越快。

我想起潜在的压力，想起读得太晚的短信。

我想起 2002 年夏天，位于哈瑙尔公路（Hanauer Landstraße）上的肯德基分店。

我想到了 ZDFsportstudio，想到了 Sat.1-Wochenshow，想到了 RTL Samstag Nacht。我想到了 Gel Gör 餐厅里那碗配了太多面包的扁豆汤。

我想到了周一清晨坐在出租车后座时的景象，想到了耳边的嗡嗡声，以及对一个推测中充满挑战的一周所持的乐观展望。

我想到了之后那个夜晚，第一条短信的最后一行：one for the books（值得记录的一刻）。

对于这样一篇简短且有趣的文字来说，这样一个清单或许还不错，但最终还是会让人感到不满足。海因里希·海涅在想到德国时会想到他的母亲。我也想到了我的母亲。以及我朋友圈中同样生活在这里的 90% 的朋友。但这又会变成什么样的陈词滥调？总之，试图以一种坦然且愉快的方式来书写“夜晚的德国”，最终演变成了一场疯狂的挣扎。

因此，我决定不参加这次调查。很遗憾，我必须取消这篇文章。我很抱歉！衷心的问候，

莱夫·兰特（Leif Randt）

莱夫·兰特（LEIF RANDT）是一位作家。 他的小说《快板淡彩》（Allegro Pastell） 在今年被改编成电影。

德国是否还拥有改变的动力？

阿明·纳塞希：我们生活在一个两种截然相反的体验并存的时代：一方面，似乎几乎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许多人怀疑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改变。这两者是如何统一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提到第二个矛盾：在民意调查中，大多数德国人表示对自己的生活相对满意，并且能够利用现有资源较好地应对生活。这里所说的资源不仅指财务和物质，还包括技能、人际关系、社交网络等等。然而，当被问及整体局势时，同样有很大一部分人表示局势糟糕。与之相对应的是：当被问及信任哪个政党能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时，大约 50% 的人表示不信任任何政党，剩下的 50% 则在各政党之间分布，且差异不大。

这里描绘的是一幅矛盾的图景。但这不仅仅是一种情绪。德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之一，显然陷入了自我怀疑，几乎无法产生某种突破性的氛围，甚至无法产生乐观主义；但与此同时，似乎仍存在一些潜力，表明这个国家并未完全瘫痪。一个本质上是右翼激进政党的高民调率以及可能的未来选举结果，可能正是因为这些人成功利用了这种矛盾情绪的一个症状：他们宣称精英阶层腐败且无能，而“普通”民众则拥有巨大的潜力，只需要被激发出来。显然，这个故事在不少人心中产生了共鸣。

现在回到那个关于“持续变化”与“缺乏改变能力”这两种体验如何统一的问题。在德国，显而易见地缺失的是一种信念，即相信通过目前有效的手段可以让事情变得更好——这也是民调中一个稳定的结果。民调虽然是相对较弱的经验指标，但它们至少显示了人们认为哪些话是可以公开表达的。在德国，显然无法成功传递的是那些能够让人投入其中的、具有一致性的变革方案。人们不能低估这类项目化方案的内在动力和暗示力。目前在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政治、企业、教育、文化等等——所能实现的，仅仅是对现有状态的局部改进。目前的“改变”似乎意味着在原有的逻辑框架内，对之前的成功模式进行优化。

几乎普遍缺失的是思考并尝试新格局的意愿。长期以来，德国的自我认知是认为自己始终属于顶尖行列，是成功且具有模范意义的，并拥有卓越的解决问题能力。直到不久前，情况依然如此——但这种自我认知似乎阻碍了我们用其他维度去思考。德国目前表现得像是一个自身成功的受害者。胜利者会变得思维懒惰，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否则就不会成为胜利者。这可能会产生反噬——而目前也确实在发生。也许，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所看到的事物与我们观察它所采用的维度有关时，改变才成为可能。因此，只有在自身的观察中实现维度的转换，那些根深蒂固且极其舒适的“衰落诊断”才可能被相对化，从而使一种恰当的自我批评成为可能。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德国将拥有改变自身以及应对那些必然发生的变革的力量。否则，我们将继续感到困惑，为什么原则上的胜利者处境会如此糟糕——甚至比他们实际的处境还要糟糕。这很复杂。

阿明·纳塞希（ARMIN NASSEHI）是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副校长。

我们想给子孙后代传递什么？

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强调两点。第一点：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会将一切传递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或未来的世代）。原因很简单：离开生命、向宇宙告别的人，无法从这个地球上带走任何东西。

因此，民间有句俗语说：寿衣没有口袋。

逝者留下了一切。这些东西留在现世，而区分价值与无价值、可用与不可用，则由子女和子孙后代来完成。通常我们将“遗产”理解为一份受欢迎的礼物。但“遗留物”则不同：它们还包含着问题、任务和不可修复的损害。地球的现状就是一份集体性的遗留物，且背负着沉重的抵押负担。在这里没有选择余地：每一代后继者都必须接受这份正负交织的遗产。

在给出答案前，我想提出第二点：我这一代的父母给他们的孩子传递了什么？他们传递给我们的是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满目疮痍的世界。当时，对新未来的希望起初并未显现。而后的这个未来是盟军的一份礼物，他们支持德国人在物质和道德上重建。如今人们轻蔑地称之为“再教育”（re-education）。而我收到的礼物则是“教育”（education）。“民主、自由、未来”这个包裹，我这一代人通常不是从自己的父母那里，而是从盟军那里接收到的。那么，我想给我的子孙后代传递什么？以下是一些生活准则：

在与他人相处时，认可、兴趣、友善、倾听和鼓励应当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善良比激进更重要（莱纳尔德·格茨）。

不要将一个国家的科技专业程度与该国的文明程度混为一谈。

致力于维护人权，同时不要忘记人的义务。

仔细选择你们的榜样，并时刻关注他们。

培养一种对生命以及你们所享受的成就的自觉感恩之情。

不要在对自身工作的热情中迷失方向。

也不要被那些你们认定为不公正、不公平的规定所恐吓或限制。

最重要的是：不要被那些只诉诸于你们的自豪感并承诺一个完美世界的豪言壮语所诱惑。因为那样世界并不存在。

关于人工智能（AI）及其相关技术：只要可能，请将它们作为有用的工具，但不要屈服于它们。AI 根据概率原则工作，它永远只能预测下一个词、下一个想法。因此，它只能衔接和延续，而不能发起、发明并将新事物带入世界。这只有你们能做到！

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是文学与文化科学家。她最近出版了与丈夫扬·阿斯曼（Jan Assmann）合著的书籍《共同感：第六种社会感》（Gemeinsinn. Der sechste, soziale Sinn）。后者于 2024 年去世。

我们正驶向何方？

加布里埃莱·冯·阿尔尼姆：每当我们早晨阅读报纸或听新闻时，总会感到震惊。无法相信正在发生的一切。美国的民主倒退，极右翼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以及我们政府废除《信息自由法》。

无论是被买下的阿尔巴尼亚岛屿，还是被买下的代孕婴儿；无论是掠夺性且不公正的税收制度，还是在那些本就蓄热过多的混凝土城市中被砍伐的树木，都令我们感到惊骇。而我在这里甚至还没有提到战争、火灾或女性杀害案，以及那种“训练婴儿，钻研训练”（drill-baby-drill）的心态。

但震惊并不是一种方案，也不是一种反抗。

然而，许多人仅仅是抱怨说无论如何都无能为力，然后回到沙发上，在世界上感受不到自己的决断力，忘记了我们所有人都被召唤去塑造共同的生活。因为：我们就是社会。我们不是观众，而是行动者，拥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我们可以加入政党，可以成为陪审员或阅读志愿者，也可以在经济上支持那些政府显然认为不重要的民主项目。我们可以参与其中，走一条从“我”到“我们”的道路，正如津巴布韦作家、德国书业和平奖获得者齐齐·丹加伦巴（Tsitsi Dangarembga）所呼吁的那样。

人们可以哀叹这个世界，可以在一个日益丧失同理心、团结心、对他人的关注以及生态意识的社会中感到恐惧。可以退缩到抱怨的密室里，在那里精疲力竭地忧心忡忡。但那是投降。而我们承担不起这样的代价。因为我们也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我们可以反抗。我们可以说：我绝不参与。我不配合。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人在这么做了，只是我们听到的太少。他们联结邻里，创建民主讨论小组，发明塑料吞噬机，在阳台上种植对蜜蜂友好的植物。

“在乎的人拥有力量”（Who cares has power），我曾听一个年轻人这么说。他在接受采访时讲述自己如何用种植树木的热情去感染和激励他人，从而使少数人最终变成了很多人。

最近，一名女大学生在一条巨大的横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你想生活的世界吗？”，并将其挂在窗外。这让她的房东很不高兴，于是横幅很快被挂到了她朋友的窗外，接着是朋友表姐的窗外——就这样在维也纳穿行。

虽然是小步前行，但如果很多人都这样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被这样引用：“你不能用产生问题时的同一种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因此，面对冷酷、暴力、愤世嫉俗、厌女症和威权主义运动，我们的回答必须是某种我们目前极度匮乏的东西：那就是关注和激进的（radix = 根源）友善。顺便说一句，我更喜欢英文单词“kindness”，因为其中还包含着“善良”的意味。

丹尼尔·施赖伯（Daniel Schreiber）写了一本紧迫的书，探讨爱作为一种政治概念如何能改变我们的社会。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因为这正是我们作为社会最缺失的东西。关于公共福祉的理念……”

我们也可以用巴德·邦尼（Bad Bunny）那句精彩的话来说：“唯一比恨更有力量的是爱。”（The only 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hate is love.）

我们每一个人确实都能做些什么。可以将关注带入世界，将关怀带给宇宙。这将是一条我们所有人都能走的路。发起一场起义。一场为了人类、动物和自然环境的激进友善（radical kindness）的反叛。

加布里埃莱·冯·阿尔尼姆是作家和记者。她的最新著作：《学会告别》（Abschied leben）。

上帝在哪里？

蒂斯·乌尔曼：在开始之前，我得讲件事。 《时代周刊》杂志联系我，问我是否有兴趣为毛里齐奥·卡特兰的展览开幕写一篇关于“上帝在哪里？”的主题文章。当然，我感到很高兴，这是一项巨大的荣誉，但我也自然有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是：“关于这个主题，谁拒绝了？”

于是我回信道：“原则上非常愿意，但谁拒绝了？”

《时代周刊》杂志回答道：“教皇！”

在宗教这个话题上，你注定会输，但谁能自豪地声称，自己是因为教皇没时间才写了这篇文章的？没错！

在这种情况下，我来自巴登的朋友 Kroizo 总是说：“必须得干！”（Musch mache!）

那是 1987 年，我在上坚信礼课程，我的牧师弹吉他，我们跟着唱。

我热爱我的牧师。他声音很棒，我感觉自己第一次被一个成年人认真对待了。在一次坚信礼研习营中，我给他播放了我最喜欢的乐队 Kreator 的音乐。他们演奏的是反宗教的硬核金属乐。他知道这一点，但依然感兴趣地倾听，并说：“这些小伙子真有两把刷子！”

牧师的吉他演奏对我有着神奇的吸引力，我一直缠着他，直到他教会了我最初的几个和弦。

我祈祷，因为我的一位朋友患了癌症。

我的朋友去世了，我停止了祈祷。如果说成长就是学会处理、适应生活中的失望与失衡，那么那一刻就是我第一次变得成熟的一点。

但我的新教烙印从未离开过我，与许多其他人不同，我从未觉得承认这一点很尴尬。事实就是如此。

我至今仍在弹吉他并随之歌唱，依然感到被认可。我持续行动的基石是韦瑟门德-哈德尔的新教基督教会。

因此，几乎出于加尔文主义的原因，我从未退出教会。我从上帝那里得到了一些东西，为此我必须付费。

此外，如果退出，我还得去政府部门向我母亲解释这一切，这种事我绝对不会做。

在 50 岁以后，去创作我所热爱的那种摇滚乐，感觉像是一桩糟糕的买卖。四个核心主题中的五个其实都已经消失了，剩下的还在迟迟不现身。但我喜欢这种残酷。我喜欢这种因为想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而发出的、呻吟般的绝望。

但最近发生了一些神奇的事情，甚至可能是宗教性的。我骑自行车穿过法国，就在与德国接壤的地方。我时刻意识到，法国和德国之间拥有和平，这让我觉得多么美好。伙计，我觉得这太美了。

在此之前的三周里我毫无灵感，之后的三周也是，但一旦有了想法，我就会不停地写，直到精神崩溃。

我想到了：

耶稣，耶稣，你什么时候才会终于说：你已经辛苦工作够了。

够了，我的朋友。这并不酷。 这看起来只有匮乏感！

我曾遇到一个来自比勒费尔德的足球流氓，他对我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闹事吗？因为我喜欢耶稣！

这可能没人喜欢，但我认为这太伟大了。

我成功地将怀疑、恐惧、宗教、足球、朋友、个人主义、公民自由、荒诞、失败与成就，全部锤进半行诗句之中。甚至还包含了一段与耶稣的对话。伙计，这花了很多时间，但现在，至少对我来说，它永远地存在了。

“为了耶稣！”（WEGEN JESUS!），就像我那个比勒费尔德的朋友会说的那样。

朱莉·策在她的小说《罪证》（Corpus Delicti）中写道：“我不信他，他也不信我。这是基于相互关系的。”

对我来说，这就是全部。这就是所有 40 岁以上新教青年那种赋予意义的绝望感！

这就好比你的父母在 1963 年到 1987 年之间。他们不在乎你，你也不在乎他们，但他们依然存在于你所做的一切之中。

我的上帝不在乎我是否信仰他，而我也不在乎他是否存在，但我表现得就像我认为那是被祝福的一样。

因为我，本不该有自行车锁。我是这么被教育的，我是这么学到的。

1. FC Magdeburg 有一群球迷，他们输球的频率和我一样高，他们有一面俱乐部颜色的横幅，上面写着：“上帝如此愿之！”

这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每次在电视上看到它，我都感到很高兴。

耶稣，耶稣，感谢你让我能弹吉他。

艺术是扭曲之美，以及

名为《L.O.V.E.》（2010）的雕塑——是“Libertà, Odio, Vendetta, Eternità”（自由、仇恨、复仇、永恒）的缩写——原件位于米兰证券交易所前。这里是卡特兰工作室里的微缩版。

倾斜之美，所以我说“感谢上帝！” 我一个小友人在出生后情况不乐观。我祈祷他能活下来。他也确实活了下来。这与我无关，与上帝也无关。但我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我并不孤单。这总是一种很好的感觉。

彼此相识，彼此欣赏。 万物之中皆有歌谣。

蒂斯·乌尔曼（THEES UHLMANN）是音乐家和作家。他作为 Tomte 乐队的主唱而闻名。

什么是爱？

达娜·冯·苏夫林（DANA VON SUFFRIN）：人们可能会认为，关于两个人之间的爱，所有能说的都已经说尽了。因为据闻，圣经中有几处记载，不同时代的几十部小说、童话、民间传说，甚至两三部史诗，以及无数绘画和歌剧，都详尽地探讨了这个主题。而且，这些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总是惊人地相似：通常是两个人相遇，觉得对方很棒，然后发生一些美好的事情，比如旅行、性爱、药物之类的，但随后命运会横在爱侣之间：可能化身为一个嫉妒的父亲、一个情敌、一场瘟疫或一场战争；甚至可能是死神骑着一匹苍白的马缓缓而来，下马，拴好马，然后礼貌地敲开那栋俯瞰大海的利古里亚豪华别墅的门——此时，年轻美丽的爱人正在涂脚趾甲油，而男主角则在准备一份高蛋白的蛋料理。不过，爱侣们往往也能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自行制造恐怖与惊慌，变得不忠或邋遢，变得乏味或放纵。

对于爱侣们制造的这些奇观，怎么赞美都不为过。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其实只是待在家里，在大城市找一份高薪工作，买一套公寓，一年去两次葡萄牙。因此，爱分为乏味的爱和有趣的爱，而乏味的爱大概可以想象成一件格子短袖衬衫：实用、耐穿，永远不算错，但也永远不算对。只有失败的爱才真正有趣，而为了这种失败的爱，需要一定程度的狂热、时间和金钱。

其中一个最美妙的失败爱情故事是这样的：艺术家奥斯卡·科科什卡（Oskar Kokoschka）爱上了阿尔玛·马勒（Alma Mahler），但后者甩了他，不久后嫁给了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科科什卡陷入深度抑郁，志愿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受伤且精神崩溃地返回——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忘记阿尔玛：他决定制作一个阿尔玛的玩偶，并将关于皮肤质感、头发，实际上是关于每一处皮肤褶皱的极其详尽的草图，寄给了慕尼黑的玩偶制作师赫尔敏·莫斯（Hermine Moos）。在战后不久最严重的物资匮乏时期，莫斯用天鹅皮和羽毛潜心钻研数月，制作这个玩偶。1919年，这件委托作品完工并被寄往德累斯顿：科科什卡拆开一个按照他心爱的阿尔玛精确复制的等身玩偶，但感到很失望，因为他觉得它看起来太像毛绒玩具，太蓬松了。不过，科科什卡很快就忽略了“毛绒阿尔玛”的缺陷，他带着这个蓬松的伴侣出入歌剧院和咖啡馆，带她每天开车兜风，给她穿上漂亮的内衣和裙子，并让专门雇佣的女仆胡尔达（Hulda）伺候她。当咖啡馆里有人想挪走她正在休息的椅子，让她从疲惫的“玩偶生活”中恢复过来时，他会替玩偶回答：“不，抱歉，这里有人。”在艺术上，这个玩偶也是一种财富，它激发了这位画家创作了几件作品，并耐心地为他担任模特，或者说，耐心地瘫在那里。

顺便一提，阿尔玛·马勒对此感到非常欣喜，因为这个玩偶证明了没有哪个男人能忘记她。但就像所有有趣的爱一样，奥斯卡与玩偶阿尔玛的爱也必须以悲剧收场：在科科什卡家的一次派对上，人们饮酒庆祝，最终有人砍掉了玩偶的头，往上面倾倒各种东西，然后将这个现在变得更加毫无生气的玩偶扔进花园。第二天早晨，一名警察巡逻队被吸引，上前询问为什么前院躺着一具血迹斑斑的尸体。科科什卡此时感到很幸福，他确信这次“巫毒仪式”永远地驱除了他对阿尔玛的激情。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什么也没学到。爱情恰恰提供了足以让一两个自我永远受损的戏剧性成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除此之外的影响通常较为有限，因此分手很少会演变成一场长期的政治危机或战争。无论多少穿着短袖衬衫的生物化学家出没，写出多少篇关于爱情仅仅是由难以理解的生化过程相互作用而引发的幻象的枯燥论文；而且，谁能断定神经递质和激素不像我们人类这样浪漫，甚至更加浪漫呢？

达娜·冯·苏夫林（DANA VON SUFFRIN）是一位作家。她的长篇小说《毒宝宝》（Toxibaby）于今年出版。

德国人能原谅吗？

莫妮卡·格吕特斯：是的，我们德国人能够原谅。

但原谅与其说是一种集体行为，不如说是一个个体（且往往是痛苦的）过程。

原谅——这不仅仅是宽恕。它具有近乎圣经般的重量。每天有数十亿人在祈祷：“求你宽恕我们的罪，就像我们宽恕得罪我们的人一样”。

人类需要救赎。德国人亦然。

莫妮卡·格吕特斯（MONIKA GRÜTTERS）是政治家。 2013年至2021年期间，她担任文化与媒体国务部长。

27.8.26 N°37

艺术最美的一面

Manifesta 如何庆祝鲁尔区

Art Brut！ 纯粹的不同

潜入迷人的艺术世界。从古典大师到当代艺术——通过《世界艺术》（WELTKUNST），每月体验艺术创作的壮丽丰盈。面向艺术鉴赏家以及所有渴望成为鉴赏家的人。

现在 免费 获取！

优质素材

夏天就是用来忘记时间的，而对于毛里齐奥·卡特兰来说，打牌是最好的方式。甚至可以和完全不认识的人一起打。卡特兰说，只需在咖啡馆里问一句“这里有人会玩 Buraco 吗？”，然后往往就能结交新朋友。Buraco 是他首选的游戏，在意大利很流行，玩法与 Rummy 类似。不过，打牌总体上再次变得时髦起来，即使在德国，最近也能在酒吧、咖啡馆，据说甚至在校园里，更频繁地看到人们手里拿着牌。许多时尚品牌现在也销售自己的扑克牌，例如爱马仕（Hermès）、波特加·威尼托（Bottega Veneta）或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图中的牌就出自后者。显然，当时有人并不想学习 Buraco 的规则。没关系：纸牌屋—。

轻松至极

旅行时总是戴在毛里齐奥·卡特兰头上的：Bose 的 “QuietComfort Ultra” 耳机，他非常欣赏其出色的降噪效果。

为了实现无需工作就能拿到全额薪水的目标，卡特兰开始寻找那些感觉不像是在工作的活动。不过，他在旅行的行李箱里总是准备一套蓝色工装（此处为 Fitzner 品牌）——至少这套衣服让人感觉是在辛苦劳作。

无论是搭配蓝色工装，还是任何其他装扮，卡特兰都穿着白色运动鞋，有时是鞋带飘飘的平底鞋，有时是厚实的潜水艇底鞋。此处：一双来自 Salomon 的运动款。

距离新国家美术馆骑共享单车约 15 分钟路程的地方是蒂尔加滕地方法院（Turmstraße 91）。在官方网站上可以找到即将举行的公开审理清单，例如关于逃税和叛国罪的案件。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绝佳地点，可以观察权威与等待的编排。

卡特兰宣布他每天都会随身携带一个装有茶的保温瓶。瓶子本身他并不在意（此处为 Thermos 原装），但内容物却很重要：特意从美国订购的 Tazo Tea “野甜橙”口味。

对于毛里齐奥·卡特兰来说，坚果不仅是零食和精神食粮，更是一种保险，确保无论身在世界何处都能应对一切。 这款混合坚果来自 Kernenergie。在那里可以定制个性化的混合配方。

位于柏林滕佩尔霍夫的 Ulrich Beier 拍卖行（Saalburgstraße 3）拍卖柏林交通公司（BVG）的遗失物。摄像头、自行车以及其他失主遗忘的物品在这里获得第二次生命。下一次拍卖将于 10 月 22 日举行。

如果您想向我们讲述关于爱的故事，请发送邮件至 liebe@zeit.de

“回到意大利后，我对自己承诺：我会回去——并且学会说德语”

“我与德国的第一次接触纯粹是经济性质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试图避开经济压力。青少年时期，我白天工作，晚上上学。我的大多数朋友似乎找到了更好的解决方案：他们根本不工作。我并不是在认真寻找一份职业，而是在寻找一个漏洞。有人告诉我，在德国工作三个月能赚到在意大利一整年的钱。这对我来说足够了。计划很简单：完成学业，辞掉工作，买一辆二手摩托车，说服一个朋友同行，开往斯图加特，找一份季节性工作。我们不会说德语，也不会说英语。坦白说，我们甚至连意大利语都说得不算太好。所有可能出错的地方都出错了。摩托车经常坏掉，几乎整个旅程我们都在倾盆大雨中行驶。

当我们到达斯图加特时，全身湿透，精疲力竭，而且几乎破产。第一晚我们住在露营地，用吹风机烘干衣服。两周时间里，我们在工厂、办公室和仓库之间徘徊。博世、梅赛德斯、邮政局——只要有门和人事部门的地方我们都去了。我们准备好迎接艰苦的工作，而德国则在寻找会说德语的人。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对方都会问：‘您会说德语吗？’两周后，我们放弃了。回到意大利后，我对自己承诺：我会回去——并且学会说德语。于是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德语课程。随后，我爱上了一名女同学。不久之后，德语课程结束了。奇怪的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里，而德国每次都欢迎我。然而，如果现在你问我：‘您会说德语吗？’我的回答依然像当年在斯图加特时那样。”

亲切女性 (54 岁)

寻找伴侣

希望寻找一位充满爱心的伴侣共度未来。请先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欢迎附照片：chrysantheme1972@t-online.de。

期待共同享受美好时光：

来自明斯特兰（Münsterland）的运动优雅、富有魅力的学术女性，寡妇，66 岁，170 cm，对文化、旅行、自然、美食有浓厚兴趣，寻找一位 65 - 75 岁之间、有教养且富有同理心的绅士，共同度过闲暇时光并旅行。期待您的来信并附照片。ZA 144807 DIE ZEIT, 20079 Hamburg

独立居住，共同享受自然、艺术与文化。

我身材高挑、苗条、健康、随和，经济独立，热爱并经常运动（骑行、徒步、跳舞），懂得倾听且有独立思考能力。目前寻找一位具有相似特质和想法的最佳男性友人（75 岁以上，身体健康）。ZA 144749 DIE ZEIT, 20079 Hamburg

我必须走向世界，至少偶尔如此。一位 74 岁、充满向往且体面的女性，无法在没有音乐、书籍和激情的生活中生存。我几乎不敢希望我们能志同道合，且你还具备自嘲精神。但值得一试。最好在柏林或周边地区。sapaso@gmx.de

俏皮。温暖。睿智。请靠近。

我（60, 164, 通常很有吸引力），一名拥有心肠、立场与幽默感的倾听者，在寻找你：一名兼具深度与轻盈、头脑清醒、内心开放、对文化感兴趣，且对生活这场大冒险仍保有浓厚好奇心的男性。与我在一起，你可以塑造思想，欢笑，探索异域文化，尝试网球或探戈——或者仅仅是静静地享受当下。想象一下：两个人在冒烟的锅前低头忙碌，两颗心偶尔也可以随遇而安。两个在一起就感觉像在家里的人——并在欢笑中共同变老。汉堡及周边 70 km 地区。BmB Geistreich66@web.de

倾向于矮胖男人

一名敢于放肆的 70 岁纤瘦女性，寻找一名有才智、有性格的男性。一个不对自己过于严肃的人。区域 7 及任何地方。期待你的到来。(BmB) be.johnson@gmx.de

一名 35, 岁的女性，富有吸引力，女性化且热爱自然，寻找一名诚实、可靠的男性，以建立稳定的关系并共同迎接幸福的未来。

neuewege35@mailbox.org

对文化感兴趣的女性 / 39 岁，在慕尼黑寻找“友谊+”。ZA 144803 DIE ZEIT, 20079 Hamburg

寻找人生伴侣

我是一名（41）岁感官敏锐的女性，热爱大海与阳光，崇尚美食与美酒。热爱共同活动、网球、旅行等诸多事物。心理强大、聪明且幽默的人会吸引我。ZA 144786 DIE ZEIT, 20079 Hamburg

他在寻找她

你愿意同行吗？

莱希路？西高地之路？哪位乐观、热情且心思细腻的男性，不仅想在美丽的自然中徒步，还可能想共同探索一段人生旅程？一名自然、热爱写作且喜欢旅行的女性（59岁，174cm，77kg，独立从事治疗工作）寻找伴侣，共同欣赏艺术、音乐会、逛跳蚤市场等。BmB. abraxas67@posteo.de

两个人在一起一切更美好

一名 62 / 180, 的德累斯顿女性，有吸引力，纤瘦，务实，独立，在德累斯顿地区寻找一名幽默、有魅力且有心的男性。理想情况是他喜欢徒步、城市旅行及打高尔夫球。期待所有来信，BmB，请发送至 wochenendausfluege@web.de。

秋日愿景

我是学者，身材高挑纤瘦，60多岁，希望能结识一位有教养、诚实、可靠且富有同理心的伴侣。倾向于哈茨 / 下萨克森 /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地区。BmB，其余详情请直接联系！“很多事可行，没有事必须”！ZA 144800 DIE ZEIT, 20079 Hamburg

汉堡的一位老太，

热爱电影、艺术、文化，寻找志同道合的老单身汉。

ZA 144805 DIE ZEIT, 20079 Hamburg

为在柏林 / 周边地区的最佳女友（55）寻找最佳男人

有心、有脑、有阅历的男人在寻找你

左翼，知识分子，随和，45-59 必须具备：能反思、能交谈、能倾听——顺序可议。加分项：自带朋友圈，反对无效。好奇吗？请发送 BmB（关于我 / 关于你）至：bestermannberlin@gmx.de

我希望寻找一位温暖且内心开放的女性，一段将信任、亲密、尊重和共同成长放在首位的关系。在人生旅途中，我们尝试真正地看见彼此，陪伴彼此，丰富彼此。对我而言，不把生活看得太严肃，能一起欢笑，并对生活和世界所提供的一切保持好奇心至关重要。我（59, NR, 188 cm, schlank）——热情的电影爱好者、高尔夫球手、合唱团歌手——敏感，体贴，开明，宽容且幽默。请仅限柏林地区的联系（BmB）。让我们尝试一个新的开始。期待收到你的消息。Sommerglueck2026@gmx.de

男性（82, 177, 68）寻找女性对应者：精神与身体健康，有共情力，受过教育，非主流思维。寻求并提供：高质量的交谈、共同活动、信任：puits@web.de 或 0151 40760901

“老邋遢”；-) 71, 享乐主义者，活跃，需要温柔，接吻不能一个人完成！仅限柏林。augen-gourmet@web.de

热爱自然的首席医师，教授博士，49 / 184, 善于沟通，体贴且是她身边可靠的磐石，热爱运动，幽默，热爱自然和深度交谈。寻找一位温暖、充满爱的终身伴侣。 免费电话 ☎ 0800-222 89 89 每天 10-20 h，PV-Exklusiv.de

率真、开朗、NR, schl., 热爱动物的女性，单身，独立，约 40 岁，寻找男性，NR, schl, 热爱动物，建立稳定关系，电话 01749968349 - 不接受电子邮件。

致一位年长女士……教授博士，76 / 180, 仪表端正，有胡须，热爱自然，热爱帆船和滑雪，热爱运动，温暖且幽默，可靠。寻找一位高素质的心仪女士，在保持各自居住的情况下，谨慎地建立一段长久的友谊。免费电话 0800-222 89 89 每天 10-20 h，PV-Exklusiv.de

睿智且幽默

我（50+, BIn, 灵活, 苗条, 有吸引力）热爱文学、艺术、自然、运动、家庭、美食……热爱美好的生活。我寻找你，共同开启冒险、旅行、交谈，或许是日常生活。你热爱你所做的事，能穿礼服也能穿工作服，会烹饪，会欢笑？noch-viel-vor@gmx.de

学习理解日本

文化、艺术以及日本的生活方式令我着迷，但我仍处于起步阶段。哪位经验丰富的鉴赏家有兴趣带我进一步了解这个世界？我期待一次尊重且高素质的交流与共同探索。来信请附照片至

热爱运动的高尔夫球手（59J / 174）兼具感性与理性，期待一位友好的球友，不一定仅限于打球。慕尼黑地区。golferinmuc@gmail.com

你喜欢骑车去海边吗，就那样单纯为了好玩；你喜欢去印度餐厅吗，偶尔在公园读书？我们的生活充满乐趣——前所未有，快跟我一起出来吧，这样我们就能相识，也许能有所发展。女性（61 来自 SH）热爱生活、热爱爱与工作，寻找一位热爱运动、对文化感兴趣且聪明的男人（59-69）共度接下来的六十一年。请发送 BmB 至 Mitdemrad61@gmx.de

我是一个诚实的女人

41 岁，尊重他人，友好，体谅，忠诚，投入，易于相处，且具有极佳的幽默感！寻找一位诚实、忠诚且有心的伴侣。valencey@gmx.net

热爱运动、有吸引力的自然爱好者 72 J. 身材苗条，大学学历，希望再次坠入爱河，对方需是一位活跃且充满活力的男性，最好具备智慧、幽默感和共情力。热爱运动，喜欢城市短途游、旅行、艺术展、古典音乐、歌剧、摇滚。她渴望高质量的交谈、讨论、亲密与陪伴。斯图加特-威斯巴登地区，不限地点。无合同约束。 电话 0711 610046 PV www.harmonie-50plus.de

迷人的心理学家 (63岁)

热爱艺术与文化、社会学（丧偶，苗条，176cm，独立），寻找值得信赖的伴侣 / 不来梅附近。暗号 ZA 144792 DIE ZEIT, 20079 Hamburg

见多识广的顶尖法律专家，61岁 / 180cm，法学博士，高级合伙人，拥有海外执业资格，精通多种语言，现享有更多时间用于旅行、高尔夫和航海，富有魅力，果断且体贴。寻找高素质、温暖的伴侣，共创圆满未来。免费电话 ☎ 0800-222 89 89 每日 10-20 h, PV-Exklusiv.de

共同休闲

迷人女性寻找年轻伴侣

时尚与艺术史学家 (176cm，富有创意，热爱运动，世界主义，多才多艺，富有同理心，幽默)，一位有教养的人格，寻找富有魅力、有学术背景的男性，年龄 55 岁以下。渴望：有深度的对话，感官的愉悦，以及共同分享对美、自然以及我的第二故乡威尼斯的喜爱。信箱 venedigunddiewelt@icloud.com

70 岁，但对文化、旅行、政治、自然以及许多让生活变得精彩的事物依然保持好奇。我目前缺失的是一位幽默、开放、体贴且热情的男性。与你一起探索新事物，进行良好的对话，那将是非常美妙的。期待来自 8 区的回复。暗号 ZA 144802 DIE ZEIT, 20079 Hamburg

优雅的税务师，58岁 / 165cm，丧偶，年轻的身材与气质，灿烂的笑容，有教养，温柔，不限地点，高素质，财务独立。寻找充满爱心、可靠的男士，共度和谐的人生阶段。 免费电话 ☎ 0800-222 89 89 每日 10-20 h, PV-Exklusiv.de

心动之选

期待你的出现：一位开放、富有同理心、注重价值观的“心动之选” (< 64岁)！我 (60岁 / 169cm) —— 独立，善于反思，精神矍铄，热爱运动，从事电影行业 —— 对你充满好奇：herzensmutig@gmail.com，欢迎附照片

极具吸引力的药剂师，38岁 / 168cm，苗条，灿烂的笑容，温柔，热情，渴望依偎，不限地点，财务独立。寻找善于沟通、充满爱心的男士，共建未来。 免费电话 ☎ 0800-222 89 89 每日 10-20 h, PV-Exklusiv.de

生活在年老时依然美好，

但我失去了我的爱人……您是否性格温和，目光开阔，热爱音乐，甚至可能来自科堡地区 / 上弗兰肯，并希望再次激活您的思考与感受？那么我期待您的回复！mahonebay@t-online.de 或通过暗号 ZA 144804 DIE ZEIT, 20079 Hamburg

拥有天使面孔的专科医生，46岁 / 170cm，丧偶，苗条，年轻的气质，灿烂的笑容，温柔，热情，渴望依偎，不限地点，财务独立。寻找充满爱心、体贴的男士，共寻新幸福。 免费电话 0800-222 89 89 每日 10-20 h, PV-Exklusiv.de

其他

我们人生的转折点

苏珊娜在此建立一个交流空间，用于反思人生回顾及其神奇时刻。在人生的转折点上，我们是如何抓住命运赋予我们的机会的？暗号 ZA 144795 DIE ZEIT, 20079 Hamburg

BGL+萨尔茨堡地区

处于“不安退休”状态的建筑师，寻找志同道合的单身人士 (60岁+)，共同构建一个充满活力、以对话为导向、互相关心的共处关系，在步入老年之路上，同时尊重个人空间。我的兴趣：舒适的建筑，园艺，设计，自然与观察，文化，烹饪，偶尔旅行。我欣赏：告知，倾听，反思（无意识形态），团队精神，幽默，内心与洞察人性。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相遇会演变成一个共同的居住或房屋项目！！！gerdisc@gmx.de

“我进不去那个艺术圈”

$^{1}$ 我一生都在尝试让我的孩子们接触艺术。但结果是，我主要把他们带到了博物馆商店。每当他们熬过了我强迫他们参观的展览，那里就是我承诺给他们的奖励。因此，洛塔有一个印着弗里达·卡罗的笔记本，还有几个印着莫奈作品的冰箱贴。但她是否真的从博物馆参观中收获了其他东西，则不得而知。我只能说，我已经尽全力了。

有一次，我们买了关于印象派与大都市展览的门票。就在同一天，我发生了自行车事故，导致锁骨骨折。我在急诊室接受了简单的处理，然后带着洛塔和她的姐妹们去了展览。我想传达的信息是：艺术很重要，无论身体多么受损，都不应错过它。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我对自己的行为印象深刻，而我的女儿则不然。她对我骨折这件事相当淡定（毕竟我显然活了下来），至于她是否从洛维斯·科林斯的画作中记得什么，遗憾的是我也不知道。

“我进不去那个艺术圈（Art-Bubble），”洛塔最近告诉我。在她看来，所谓的“艺术圈”是指那些观看艺术品并能产生某种感触的人。洛塔认为，她不是那种在观看艺术时能产生真正感触的人。但她认识一些艺术系的学生，他们能站在一件艺术品前，产生某种感触，然后详细地讨论这种感触如何改变了他们的内心深处。而她就那样站在旁边，觉得自己有点傻，因为她自己内心根本没有任何改变。而且与这些人，这些“艺术范儿的人”相处有点累，因为她觉得自己同样拥有复杂的内心世界。

我在想，是洛塔有问题，还是艺术有问题。在早期的天主教堂里，人们在墙上绘画，是为了让那些听不懂牧师拉丁语的人能大致了解圣经里发生了什么。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创作铜版画，是因为这样能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真正想看的东西，比如一只犀牛。因此，艺术不应该是少数人才能理解的东西，而应该是大多数人都应该理解的东西。如果年轻人觉得艺术是一种排外的、只有少数人能负担得起且只有少数人能理解的东西，那就太可惜了。艺术应该是件有趣的事。

也许是我自己没有起到正面的作用——当时我忍痛地在拥挤的印象派展览中蹒跚而行，每当有人撞到我，我就忍不住大叫。这样一来，艺术怎么可能有趣。不过，洛塔告诉我她自己很喜欢画画。她有一个笔记本，经常在里面画一些小素描，纯粹凭感觉。也就是说，我并没有让孩子亲近艺术，而是她为了保护艺术而抵制我。我希望至少那个笔记本是来自博物馆商店的。

第 36 题解答：白方如何走棋获胜？在进行一次“身体冲撞” 1.f4+! 后，黑方便认输了。若走 1...gxf4 2.Kf3，白王将吃掉所有黑方兵，因为黑王被 b5 的通路兵牵制。而即便走 1...Kd5 2.fxg5，白方拥有两个通路兵，黑方依然毫无希望。

“从卡塞尔开往维林根的小火车上挤满了年轻的棋手及其父母和陪同人员，以至于途中再也没有人能上车。而最迟在从火车站前往 Sauerland Stern 酒店的路上，你会感觉到一种像回家一样的感觉。20 多年来，这里一直举办着所有年龄组的德国青少年锦标赛。”

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贝蒂娜·特拉伯特（Bettina Trabert）在《象棋杂志 64》（Schach Magazin 64）中关于今年在 Sauerland 小镇举办的德国青少年锦标赛（DJM）的报道是以这些话开篇的。她的儿子马克斯（Max）本身已是第五次参赛。此次比赛约有 850 名来自所有联邦州的参赛者，以及同样数量的随行人员。除了纯粹的象棋，在休闲大厅里随时可以进行游戏、手工和打闹，项目涵盖足球、乒乓球、羽毛球、问答、SingStar 以及“小对大”等诸多活动。今年，孩子们首次可以在旁边的游泳池里玩水下象棋。对于那些还觉得不够的人，这里还提供了快棋赛、同步赛、双人赛和耐力赛，以及传统的家庭赛，甚至有机会尝试盲棋——蒙上眼睛在盲棋盘上操作，只能通过触摸来感知棋子。

贝蒂娜·特拉伯特：“简而言之：即使没有正式比赛，整个活动也会非常有趣，但实际上，重点还是在德国锦标赛上。”那么，路程最远的肯定是 Yueyi Chen 和 Yuefan Chen 姐妹。尽管她们的家人几年前已搬回中国，但两人仍继续代表德国参赛。并且取得了成功——两人分别赢得了 U14w 和 U12w 年龄组的冠军。

在 U12 男子组中，Harshill Pradeep 以微弱优势击败了 Yunqi Li。但如果后者在最后一步 53...d5-d4? 时，没有可能在幻想将通路兵升变为新后，他或许能赢得这场对局以及整个锦标赛。那么，执白棋的 Harshill 用了什么“技巧”化险为夷？

横向 7 带着励志任务的公务出差里程收集者 10 我不信任一个……的双重男人（谚语） 14 有时能让盘子变得更丰富 17 ... 是智慧之书的第一章（托马斯·杰斐逊） 19 小写，女士，涉及 9 纵向的符号 20 包含牛排价格，在某些情况下 21 失败后的 DIY 助手 22 体育队的细胞核？未来艺术的基础！ 24 切割工具的核心部件及其经典产地 25 ... 不仅是符号，而且就像是我们从中看到思想的外壳（J. G. 冯·赫德） 27 不是头盔，而是骑士的剑在为其服务 31 在特殊的走钢丝表演中是巨大的飞跃 32 作为众神之父的孩子，她喜爱情话 35 在那种环境下，由于不停地眨眼，人们甚至可能在呼气时感到混乱 36 “一，二，三，四”，行军由此穿过 37 不仅在西南首府：封闭状态下它能确保一个

总是重复 38 青少年认为自己早已不再是青少年 40 曾经在铺路考量中扮演一定角色 41 医生知道：在狭窄之处，它可以提供帮助 42 参与编造了关于奇美拉的传说 43 作为因果链条的一环并非首位 44 他对抗巴力的作为成为了圣经审判报告的主题 45 某种程度上已存在于单细胞生物之中：天赋异禀生物成熟的阶段

纵向 1 冬季甜点，在游戏中寻求与半等同者的亲近 2 允许在水面上行走 3 有人将生活称为……——是因为他在其中发现了荒芜，还是因为他遇到了骆驼？（彼得·西里乌斯） 4 彼得门徒记录中的重量级人物 5 未完成的封套：像蝴蝶一样绽放 6 从不说绝的人，也应该……放弃……这个词 7 曾被淹没的区域，格外极端？功率计被使用了数百万次！ 8 对反面寓言的反击？全损报告中的错词！ 9 谚语中的怀疑：

在……之中或许没有和平，那里由“我的”和“你的”主宰 10 在……上：保持良好——在……中：完全控制 11 打错结的绳索：湿式调节器 12 在畜力交通时代驾驶单轴拖拉机出行 13 典型的游乐场风格——但非常古老的破单车也有一个 15 关于 26 纵向皮肤末端碰撞的周日 16 通常不发臭的东西，在韦斯帕先的意义上 18 心怀长途旅行：尽管速度快但仍留在原地 23 特殊的模特基因？如果真的存在，大概会这么做！ 26 为浪漫主义者的末日情绪提供支持的家乡支持者 28 当所有当事方都能圆满解决时的贸易质量 29 简洁思想的对象 30 民间猜测：宽容的……，放荡的孩子！ 33 一个像里尔克那样没有学历的人：在田野和草地漫步时偶尔会越界 34 来自更高层级的最高级增强 39 支离破碎的

意图——为了绘画计算？ 40 那些来自他的人且能说“一切都已贴标”的人是有福的！

我希望早些知道的事

小心你自己。

我来了，我看到了，我误解了。

我们都是限量版。

当你笑的时候，你已经成了共犯。

良好的品味是一种潜伏的疾病。

一件好的作品是你鞋里的一颗石子。

缺了什么？就这样吧。

不要相信底座。

作品消失了，愤怒依然在。

神话是光线更好的历史。

奇迹，其实什么也没发生。

纪念比圣徒更长久。

自我永不死，它只是更换了装扮。

我只相信破碎的偶像。

市场热爱一场体面的葬礼。

所有人都在祈祷，没有人倾听。

博物馆是一座有礼貌的坟场。

市场不会崩溃，它只是失去了买家。

宁静是一个地方。将其神圣化，然后将其摧毁。

艺术不是清洁剂，它会留下污渍。

不要留下痕迹，要留下裂痕。

我从未想过成为艺术家，我想成为自由的人。

毛里齐奥·卡特兰 著

这里每周由名人们揭秘他们直到很晚才领悟的事。在本期末尾，65 岁的毛里齐奥·卡特兰写下了他的人生教训。这些引语摘自他的作品《小心你自己》（BEWARE OF YOURSELF），该作品于 6 月在巴塞尔展出。

勇敢者请上前！尝试更多的耐心

繁忙之中，静心解读。

在动荡的时代保持全局视野并节省 34%。在《时代报》（ZEIT）阅读 13 周的优秀报道、深度分析和精彩辩论——纸质版或数字版。每月可随时取消订阅。

现在获取所有订阅优惠：www.zeit.de / zeitmagazin-lesen 电话：040 / 42 23 70 70*

《时代周刊》杂志

《时代报》

来自波罗的海的“反索德尔” 丹尼尔·居彻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 如何压制德国选择党（AfD） Siefen Wüller von Stappen, 5.11

时尚还是疾病？ 寻找诊断结果：在 ADHD 诊所的一天 付款 3-11

梦想与死亡恐惧 伟大的体操女皇 西蒙·拜尔斯谈 成功与阴暗的 要求，她的跳跃

订阅并节省 34 %

百达翡丽 日内瓦

开启您的传统

一只百达翡丽，从未真正独属于一个人。

您一生在享受它的喜悦，但实际上，您已在为下一代守护它。

CALATRAVA REF. 5226G

百达翡丽精品店 · 柏林 宝齐莱 1888 / 杜塞尔多夫 Rüschenbeck / 法兰克福 Wempe 汉堡 Wempe / 凯图姆 / 叙尔特 Krause / 慕尼黑 宝齐莱 1888

百达翡丽授权经销商 · 奥格斯堡 Hörl / 柏林 / 多特蒙德 Rüschenbeck 杜塞尔多夫 Blome / 法兰克福 / 汉堡 Mahlberg / 基茨比ュ尔 (奥地利) Rüschenbeck 科隆 Gadebusch · / 鲁尔河畔米尔海姆 Laerbusch / 慕尼黑 / 明斯特 Oeding-Erdel 奥伯斯陶芬 Hollfelder / 斯图加特 Kutter 1825 / 乌尔姆 Scheuble / 威斯巴登 Oberleitner

您可以在 PATEK.COM 找到百达翡丽授权经销商的完整名单。

---

[数据参考] 以下原文数字因单位格式转换可能未在译文中完整体现（供参考）：590048、47377、35000、42500、50350、49608

ZEIT MAGAZIN

DEUTSCHLAND, ICH HABE FRAGEN

ZEIT MAGAZIN

Ein ZEITmagazin von und mit dem genialen Künstler Maurizio Cattelan

Herno

Eine solche Ausgabe gab es noch nie: Maurizio Cattelan, berühmt für Werke wie »Him«, den knienden Hitler, oder »America«, das goldene Klo, hat dieses ZEITmagazin gemeinsam mit uns gestaltet.

Der Anlass: Vom 10. September an läuft in der Neuen Nationalgalerie in Berlin unter dem Titel »Night« die erste umfassende Einzelausstellung Cattelans in Deutschland. Er hat den diesjährigen Preis der Nationalgalerie gewonnen.

Nach dem echten Brandenburger Tor auf unserem ersten Cover sehen Sie auf dem zweiten ein neues Werk: Cattelans Brandenburger Tor. Wir zeigen es in dieser Ausgabe zum ersten Mal überhaupt. Dafür sind wir mit ihm nach Mailand geflogen und konnten in Werkstätten beobachten, wie es entsteht.

Es ist auch ein Jubiläum. Vor genau zehn Jahren bestückte Cattelan gemeinsam mit dem Fotografen Pierpaolo Ferrari eine wöchentliche Fotokolumne des ZEITmagazins.

In diesem Herbst widmet sich Cattelan voll und ganz unserem Land – mit seiner Ausstellung und mit diesem Heft. In Berlin hat er mit uns Fragen an Deutschland entwickelt, und wir haben die Menschen gefunden, die sie ihm beantworten: der Musiker Thees Uhlmann, die Schriftstellerin Gabriele von Arnim, die Schauspielerin Sibel Kekilli und viele andere. Er hat sich mit uns das gesamte Magazin vorgenommen, und so stammen Kolumnen und Formate wie der Wochenmarkt, Heiter bis glücklich und das Lexikon der Liebe diesmal von Cattelan selbst. Und ZEIT-Chefredakteur Giovanni di Lorenzo hat Cattelan in einem Mailänder Restaurant zu einem Gespräch über sein Leben und seine Zeit in Deutschland getroffen. Ein Gespräch, das anders begann als erwartet und sich dann noch einmal ganz anders entwickelte.

Wir danken Maurizio Cattelan für seine Zeit und für die Freude, die uns diese Zusammenarbeit bereitet hat. Ihre ZEITmagazin-Redaktion

12 »ICH HABE IMMER ZWEIFEL« Maurizio Cattelan im Interview mit Giovanni di Lorenzo

26 WOHIN STEUERN WIR? Maurizio Cattelan hat Fragen. Zehn bekannte Deutsche antworten

KANINCHEN NACH JÄGERART

Zutaten für 4 Personen: 1 Kaninchen (circa 1,2–1,5 kg, in Portionsstücke zerteilt), Salz, Pfeffer (frisch gemahlen), natives Olivenöl extra, 2 Zwiebeln (geschält, fein gehackt), 2 Karotten (gewürfelt), 2 Stangen Staudensellerie (gewürfelt), 2 Knoblauchzehen (geschält, zerdrückt), 2 Rosmarinzweige, 8–10 frische Salbeiblätter, 2 Lorbeerblätter, 200 ml trockener Weißwein, 400 g geschälte Tomaten (leicht zerdrückt)

ALS Teenager gab ich die Schule auf und nahm in Venedig eine Vollzeitstelle an, bei der ich Fernseher reparierte. Einer der Kunden, die ich besuchte, war ein älterer Franziskanermönch, der seine Tage damit verbrachte, Teleskope mit selbst geschliffenen Linsen zu bauen und über Wissenschaft genauso begeistert zu sprechen wie über Gott und über Essen. Eines Nachmittags erzählte er mir, dass die Menschen in seinem Dorf während des Krieges Katzen so zubereitet hätten wie Kaninchen. Ich wollte wissen, wie das schmeckte. Er sagte, ich solle in zwei Wochen wiederkommen. Als ich wiederkam, servierte er mir einen Eintopf. Er war köstlich. Bevor ich ging, fragte ich ihn, ob es wirklich Katze gewesen sei. Er lächelte und sagte: »Nennen wir es einfach Kaninchen.« Damals servierten manche Landgasthäuser in meiner Gegend Kaninchen noch mit dem Kopf – um zu beweisen, dass es keine Katze war.

Die Kaninchenteile großzügig mit Salz und Pfeffer würzen. Einen guten Schuss Olivenöl in einem großen Schmortopf oder gusseisernen Topf erhitzen. Das Kaninchen bei mittlerer bis hoher Hitze von allen Seiten kräftig anbraten, bis es schön gebräunt ist. Herausnehmen und beiseitestellen. Die Hitze reduzieren. Zwiebeln, Karotten, Sellerie und Knoblauch etwa 10 Minuten sanft dünsten, bis alles weich, aber noch nicht gebräunt ist.

Das Fleisch wieder in den Topf geben. Rosmarin, Salbei- und Lorbeerblätter hineingeben und anschließend den Weißwein. Köcheln lassen, bis der Alkohol verdampft ist. Die Tomaten dazugeben, alles gut umrühren, den Topf abdecken und das Kaninchen bei sehr niedriger Hitze etwa 1½ Stunden schmoren lassen. Dabei die Fleischstücke gelegentlich wenden. Wird die Soße zu dick, Wasser oder Brühe hinzufügen. Abschmecken, gegebenenfalls nachwürzen. Die Kräuter vor dem Servieren entfernen. Mit Polenta, rustikalem Brot oder Kartoffelpüree servieren.

Optional: den Kopf am Kaninchen lassen. Das beruhigt die Gäste. Mein Mittagessen kam ohne Kopf.

ALLERLIEBSTER JANNIK

ITALIEN ist nicht mehr die Fußballnation, die es mal war, dafür haben die Italiener jetzt den größten Mann im Tennis: Jannik Sinner. Maurizio Cattelan bat mich, über den Südtiroler zu schreiben. Zu seinem 25. Geburtstag (am 16. August) gratulierte der italienische Tennis- und Padelverband dem »allerliebsten Jannik« neulich mit den flammenden Worten: »Italien liebt dich und ist verrückt nach dir.« Von Nicht-Italienern wird Sinner ja oft als »Maschine« bezeichnet, was ich ein bisschen befremdlich finde. Klar, er kriegt jeden noch so aberwitzigen Ball. Aber er hat auch etwas, das mich seltsam rührt, eine irgendwie schüchtern-unbeholfene Art. Sein ewiger Konkurrent Carlos Alcaraz wirkt immer so lässig wie der Klassenclown. Sinner hingegen scheint mir eher einer von der Sorte, die als Kind gern allein auf der Wiese mit Steinen gespielt hat. Ich weiß natürlich nicht, wie er wirklich ist. Ich habe nur schon so viele seiner Matches geschaut, dass ich inzwischen den Schmerz in meinem Knie spüre, wenn Sinner mit seinem Knie über den Platz schlittert (das übrigens gerade lädiert ist, weshalb er vielleicht nicht an den US Open teilnehmen wird). Wenn er mit seinen schlackernden Armen und Beinen über Sand oder Rasen rennt, um mal wieder einen

Italien liebt ihn, andere nennen ihn eine »Maschine«: Tennisstar Jannik Sinner

unerreichbaren Ball zu erreichen, muss ich auch oft an unseren Golden Retriever Vitus denken, als der gerade ein Jahr alt war: in die Höhe geschossen und doch noch von der Tapsigkeit eines Welpen. Pardon, tapsig ist das falsche Wort für die Nummer eins der Weltrangliste (die, nebenbei bemerkt, auch schon mal unter Dopingverdacht stand). Sagen wir: Er hat bei aller beeindruckenden körperlichen Gelenkigkeit eine sympathisch ungelenke, unmaschinelle Aura. Auch ist Sinner zwar Italiener, aber er kommt halt nicht aus Sizilien. Deshalb hat er manchmal Probleme mit Hitze. Ich wünsche ihm natürlich, dass sein Knie schnell heilt, und doch ist es schön, dass das Supertalent Sinner gelegentlich schwächelt, denn so wissen wir: Er ist am Leben, er ist nicht aus KI. Neu- lich habe ich Amerikanisches Idyll von Philip Roth gelesen. »Daran merken wir, dass wir am Leben sind: wir irren uns«, schreibt Roth da, wobei er sich allerdings nicht auf einen überhitzten Tennisstar bezieht. Roth schildert, wie wir praktisch jeden Menschen, der uns im Leben gegenübertritt, selbst bei besten Absichten missverstehen. Ein Missverständnis über Italiener lautet, dass sie alle heißblütige Casanovas sind. Vielleicht bezeichnet man Sinner auch deshalb als Maschi-ne – weil er eben nicht diesem Klischee entspricht.

windsor.

Relaxed Tailored Luxury

ZEIT AKADEMIE

NEUER KURS

4 Wochen für 1 Euro

DIE WEIMARER REPUBLIK

Aufbruch und Abgrund der ersten deutschen Demokratie

»Weimar ist mehr als das Vorspiel von 1933.«, so Historiker Prof. Dr. Robert Gerwarth, der in Berlin Geschichte studiert und in Oxford promoviert hat. Im neuen Kurs der ZEIT Akademie zeigt er, wie aus Krieg, Revolution und Umbruch die erste deutsche Demokratie entstand, und eröffnet dabei eine differenzierte Perspektive auf eine Epoche, die oft vorschnell nur von ihrem Scheitern her gelesen wird.

Streamen Sie jetzt die neue Kursreihe »Weimarer Republik« und über 100 weitere Kurse 4 Wochen für nur 1€ statt 24,99 €!

www.zeitakademie.de/kurs-weimar

»Ich mach mir vor ANGST in die Hose!«

Maurizio Cattelan lässt sich ungern interviewen, manchmal schickt er sogar ein Double. Giovanni di Lorenzo hat in Mailand den echten getroffen – und lernte einen erstaunlich ungeschützten Künstler kennen

AUFZUG ELEVATOR

KASSE TICKETS

SAMMLUNG COLLECTION

Maurizio Cattelan beim Besuch in der Neuen Nationalgalerie. Von rechts nach links: Maurizio Cattelan, Direktor Klaus Biesenbach, Kuratorin Lisa Botti und Laurent Le Bon, Präsident des Centre Pompidou

Maurizio Cattelan kommt ganz in Schwarz und mit dem Fahrrad. Für unsere Verabredung hat er das Restaurant Da Giacomo vorgeschlagen, ein wunderbares, grün getäfeltes Traditionslokal, in das meine 80-jährige Tante schon als Kind von ihrem Vater ausgeführt wurde. Zum Mailänder Dom sind es mit dem Rad sieben Minuten. Es ist so heiß, dass Cattelan lieber innen Platz nehmen möchte, auch wenn es da laut ist. Um uns herum wird im Laufe des Abends kaum ein Italiener sitzen. Cattelan grummelt: Es kämen fast nur noch Touristen. Ich sage: Wie überall, wo es in Italien alt und schön ist, oder? Er wirkt nicht sonderlich gut gelaunt, will nicht, dass wir ein Interview führen, ich solle doch lieber ein Porträt über ihn schreiben. Ich sage: Wir haben ein Gespräch verabredet, ich bin extra dafür angereist. Lassen Sie uns doch über das Leben sprechen, Ihr Leben. Ich bin so neugierig auf Sie. Cattelan bestellt Tintenfisch und Gnocchi mit Crevetten. Kein Wein.

sagte: Versuchen wir es mit Stuttgart, irgendwas werden wir schon finden. Dort gab es Fabriken – Bosch, Mercedes. Wir machten eine Reise, auf der lauter Dinge geschahen, die besser nicht hätten geschehen sollen. Aber es war sehr unterhaltsam!

Fühlten Sie sich wie die italienischen Migranten in einem verspäteten neorealistischen Film?

Nein, wie in einer Komödie: Nach drei Tagen Regenwetter trafen wir in Stuttgart ein und hatten keine Ahnung, wo wir die Nacht verbringen könnten. Wir fragten herum, und als Erstes schickte man uns in eine Obdachlosenbleibe, da sind wir gleich wieder raus, schon der Gestank ... Als Nächstes zeigte man uns einen Campingplatz – wir waren auf einem Lagerplatz von Roma gelandet.

Hatten Sie denn ein Zelt dabei?

Nein, wir hatten gar nichts. Ich erinnere mich nicht einmal daran, wo wir geschlafen haben. Zwei Wochen

»Meine fixe Idee war, null Stunden zu arbeiten, aber dafür ein Gehalt zu bekommen«

HERR CATTELAN, erinnern Sie sich noch an Ihre erste Begegnung mit Deutschland?

An meine erste Tour durch Deutschland? Natürlich, das war 1979! Ich hatte mir das Land vorgenommen, weil es so leistungsstark war. Die deutsche Währung, der deutsche Wohlstand – als Arbeiter hätte ich in ein paar Wochen mehr verdient als in Italien in einem ganzen Jahr! Deshalb hatte ich die Idee, einen Sommer dort zu verbringen.

Da waren Sie keine 20. Was haben Sie damals gemacht? Ich habe in Padua das Treppenhaus in einem Wohnhaus geputzt und extra für diese Reise den Führerschein gemacht. Dann habe ich von dem wenigen Geld, das ich übrig hatte, ein altes Motorrad gekauft. Ich hatte einen Freund überredet mitzukommen. Wir sind los, ohne ein Wort Deutsch oder Englisch zu können. Wir wussten nicht einmal, wohin wir fahren sollten. Ich

MAURIZIO CATTELAN wurde 1960 in Padua geboren. Zur Kunst fand er autodidaktisch, heute ist er einer der bekanntesten lebenden Künstler der Welt. In seinen Werken karikiert Cattelan oft auf makaber-humorvolle Weise die Gesellschaft, zu seinen bekanntesten und kontroversesten Arbeiten gehören »Him« (2001) – eine Plastik, die einen auf Knien betenden Adolf Hitler in Kindergröße zeigt, und »Comedian« (2019) – eine mit Klebeband an der Wand befestigte Banane. Seit den Neunzigerjahren lebt Cattelan in New York und Mailand.

lang trieben wir uns herum, stammelten uns durch mit »äh ... öh ... äh ...«. Wir sind in die Postämter rein, in die Molkereien. Wo immer es einen Eingang gab. Und fragten, ob sie uns gebrauchen könnten.

Den Mut muss man haben!

Was hatten wir zu verlieren? Ich erinnere mich gerne daran zurück, denn ich wollte damals etwas ausprobieren. Es war ein Versuch, mich von der Arbeit zu emanzipieren. Und zwar in Hinsicht auf die Stunden, die ich zu arbeiten bereit war. Ich wusste eigentlich gar nichts, aber meine fixe Idee war, null Stunden zu arbeiten – aber dafür ein Gehalt zu bekommen.

Im Ernst?

Ja, das war mein fester Wunsch. In meinem Kopf nahm Deutschland den Platz eines geografisch etwas näher liegenden Amerikanischen Traums ein, eben in Form von Mercedes oder Bosch. Aber daraus ist nichts geworden. Nach einem knappen Monat kehrte ich nach Hause zurück, das Motorrad gab in Österreich seinen Geist auf. Ich habe alles verloren. Als wir wieder zurück waren, habe ich mir gesagt, jetzt muss ich Deutsch lernen, und habe mich bei einer Sprachschule angemeldet. Und das Ziel, null Stunden arbeiten zu müssen für Geld, habe ich fast erreicht.

Wie denn? Indem Sie Künstler wurden?

Nein, der Künstler kam erst sehr viel später. Zunächst habe ich lange schuften müssen, ich habe verschiedenste Arbeiten gemacht. Aber eines Tages habe ich etwas kapiert, nämlich dass es nicht darum geht, eine Arbeit zu finden, bei der man möglichst wenig

Maurizio Cattelan beim Frühstück in der Neuen Nationalgalerie

Cattelan blättert während des Flugs von Berlin nach Mailand im ZEITmagazin

arbeiten muss. Ich musste vielmehr etwas finden, das wirklich mein Ding ist. Aber ich hatte keine Ahnung, was das sein könnte.

Wie kann man denn ein Gehalt beziehen, ohne zu arbeiten – wenn man, wie Sie damals, zum Beispiel in einem Krankenhaus angestellt ist, in dem Sie zuletzt auch Leichen waschen mussten?

Gegen Ende meiner Tätigkeit im Krankenhaus wurde mir klar, dass mir das sehr schadet. Ich verletzte mich absichtlich, ging zur Notaufnahme, sie schrieben mich dann für zwei Wochen krank. Ich kaufte ein Eisenbahn-ticket nach Holland, reiste herum, wie meine Freunde das taten, die behaupteten, an der Universität zu sein. Und diese Arbeitspausen haben mir gezeigt, dass es noch etwas anderes gab. Der eigentliche Übergang kam dann mit dem Entschluss, ab sofort gar nicht mehr zu arbeiten. Das verlagerte den Schwerpunkt von dem Versuch, so wenig wie möglich zu arbeiten, auf die Frage,

Bewundernswert!

Nein, das ist nicht bewundernswert. Ich wusste selbst nicht genau, was ich da tat, ich wollte eigentlich nur jemanden finden, der sich vielleicht für meine Objekte interessieren könnte. Und es gelang. Ich ließ mich in einem kleinen Laden nieder, in der Via Solferino. Mit einem der beiden Besitzer begann ich zusammenzuarbeiten, verkaufte dort meine Objekte. Er und ich, wir wurden gemeinsam groß. Es war ein Verhältnis zwischen zwei Menschen, die sich aneinander messen. Und er sah in mir Dinge, die ich nicht sah.

Dann gab es da ja doch jemanden, der an Sie glaubte. Na ja, es ging um ein Möbelgeschäft, dort wurden Designermöbel verkauft. Ich machte weiter, aber als man mehr von mir haben wollte, gingen mir die Objekte nicht mehr so leicht von der Hand. Stattdessen fühlte ich mich plötzlich stark zu einer Sache hingezogen, die wie eine Wolke war. Eine Wolke, die

»Ich wusste nicht, was zum Teufel mich gepackt hatte, es war wie ein brennender Wunsch, ein Sehnen«

wie das Leben wohl aussehen könnte, wenn man es von innen heraus neu erfinden würde.

Das ist eine Entscheidung, wie sie auch ein Philosoph im antiken Griechenland hätte treffen können! Ach was, ich glaube, dass es vielen Leuten so geht. Das sind Dilemmata, die alle durchmachen. Manche entscheiden sich für ein abgesichertes Leben in einem Unternehmen, andere gründen ein Start-up. Ich wusste: Wenn ich weiter so arbeitete, würde ich mich selbst übel zurichten.

Gab es eigentlich irgendjemanden, der Sie in diesen Jahren als Künstler gefördert hat?

Nein. Ich kam zur Kunst, als ich etwa 25 Jahre alt war. Damals zog ich nach Forlì, einer kleinen Stadt in der Nähe von Rimini, wegen eines Mädchens. Ich sagte zu ihr, ich komme mit dir. Sie meinte, wenn du unbedingt darauf bestehst – sie war nicht sehr überzeugt von der Sache. Dort habe ich in einem riesigen leeren Haus gewohnt. Ich ging zu einem Nachbarn, der hatte eine Werkstatt, bei ihm habe ich das Schweißen gelernt. Ein Schreiner brachte mir bei, wie man Dinge aus Holz herstellt. Und bei einem Glaser lernte ich, mit Glas zu arbeiten. Ich begann zu basteln, keine Ahnung, ich nahm etwa zwei Gabeln und schweißte sie zusammen. Dann fing ich an, Möbel für das leere Haus zu machen. Und aus denen wurden nach und nach Objekte, solche, die funktionierten und den Leuten gefielen. Mit ihnen fuhr ich nach Mailand, zog von Laden zu Laden, begann, mich in Zeitschriftenredaktionen vorzustellen, machte Werbung für mich.

man Kunst nennen könnte: Galerien, Künstler, das Leben der Künstler. Ich wusste wirklich nicht, was zum Teufel mich da gepackt hatte, es war wie ein brennender Wunsch, ein Sehnen. Ich begann wieder, durch die Redaktionen zu tingeln, doch anstelle der Designzeitschriften besuchte ich jetzt die Redaktionen der Kunstzeitschriften. Ich ging in Ausstellungen, wurde eingeladen.

Sie haben also allmählich gelernt, wie der Kunstmarkt läuft?

Ja, aber in Forlì gab es nicht viel. Man kennt die Stadt nur, wenn man von Bologna nach Rimini fährt. Dann habe ich versucht herauszufinden, wie das System funktioniert. Zum Beispiel hatten alle Künstler ihre Kritiker, also musste ich auch einen finden. Aber es fehlte mir das Netz, die Beziehungen, die Zusammenarbeit mit Galeristen – was andere sich auf den Kunstakademien bereits geschaffen hatten.

Wie haben Sie es geschafft, dieses System trotzdem für sich zu nutzen?

Nutzen ist zu viel gesagt. Ich wollte die anderen nicht geradewegs nachahmen, aber ich probierte es ein wenig aus und begriff dabei, wie es funktionierte. Mit Forli war ich dann irgendwann fertig und bin weggezogen. Aber es war eine wichtige Zeit dort. Ich war damals immer sehr angespannt, hatte einen ganzen Sack voller falscher Vorstellungen, aber es war ein Zustand, wie ich ihn zuvor, als ich noch arbeitete, nie gehabt hatte. Ein sprudelnder, schäumender – auch wenn es Momente von Deprimiertheit gab, weil sich nichts tat.

Sie fühlten sich befreit?

Ich war dabei, mir meine Unabhängigkeit zu erkämpfen. Ich dachte: Wenn es gut geht, machen wir weiter damit, wenn nicht, finden wir etwas anderes. Ich gab mir eine Frist von zwei Jahren und ging nach Mailand. Machte hier eine Sammelausstellung mit anderen Künstlern, dort eine. Bis mich eines Tages jemand von einer Galerie ansprach und meinte: Wenn du im Ernst was machen willst, ruf mich an. Ich sagte, wie, im Ernst? Ich mache ja schon Ernst.

Und dann?

Ich war natürlich auch geschmeichelt, denn das war damals eine sehr angesehene Galerie. Von diesem Zeitpunkt habe ich das wenige, das ich dazulernte, immer gleich umgesetzt. Im selben Moment, in dem ich meine Kunst ausstellte, war sie möglicherweise schon überholt. Ich zerstörte sie deshalb und gestaltete sie um. Das war mein Prozess des »Mach etwas, lern etwas, steig auf zum nächsten Level.«

Können Sie sich noch an das erste Werk erinnern, durch das Sie diese Art Erfüllung fanden?

Nein. Das vollzieht sich eher in Mikroprozessen, als würde man ein Haus bauen.

Es gibt ein Werk von Ihnen, das mich zu Tränen gerührt hat.

Tatsächlich?

Ja, und zwar der kleine Junge, der an einer Schulbank sitzt, »Charlie Don't Surf« von 1997. So verloren, so gedemütigt, so einsam.

Da mussten wir doch alle durch, nicht wahr? Sie waren gewiss ein hervorragender Schüler.

Ich? Nein, nein.

Sonst wären Sie heute nicht da, wo Sie sind! Ich hatte einen einzigen Ehrgeiz ...

... Tennis zu spielen?

Quatsch! Nein, ich wollte als Kind raus aus der Situation, in der man von niemandem beachtet wird. Weg von dem Gefühl der absoluten Ohnmacht gegen-

»Ich habe immer Zweifel. Der Ruhm ändert daran nichts. Man hat eher ein zusätzliches Problem«

Sie haben Objekte und Werke umgestaltet, die Ihnen nicht mehr wichtig erschienen?

Ja, und das ist auch heute noch so. Ich bin ... ich will nicht sagen unsicher, aber immer auf der Suche nach etwas, das auch mich überrascht. Wenn es dazu kommt, dass meine Arbeit mich selbst überrascht, ist das ein wirklich glorreicher Moment. Das ist wie mit dem Schreiben auch, es gibt da einen Augenblick der Gnade.

Ja, nur leider hat dieser Augenblick der Gnade einen Nachteil ...

... dass er nur alle sechs Monate eintritt.

... nicht nur das. Diese Augenblicke, in denen es gelingt, das eigene Leben anzuwärmen, sind meist nur von sehr kurzer Dauer. Dann versinkt man wieder ...

Ah, aber ich lebe für diese Augenblicke! Sie ereignen sich am Ende einer Ausstellung oder bei Vollendung eines Projekts oder einer Arbeit, die in eine Botschaft verwandelt wird, welcher Art auch immer. Das ist, als löse man ein Bilderrätsel, ein Rebus. Man hat zwar alle Teile vor sich liegen – und doch vergehen oft vier oder fünf Monate des Grübelns, bevor etwas Form annimmt. Man ist besessen davon. Alles, was man tut, ist ausgerichtet auf jenen Augenblick, bis sich endlich etwas findet, das der Sache einen anderen Dreh gibt, etwas, das sie in Verlegenheit bringt, sie verstört, sie umwendet, sie jedenfalls nicht gradlinig erscheinen lässt.

über jedermann. Das habe ich dann später auch bei anderen Menschen beobachtet, die in irgendeiner Form auffällig geworden sind.

Gut möglich. Sagen wir so: Nach und nach hatte auch ich etwas vorzuweisen. Aber die Anfangszeit, als es ums Überleben ging, war die wichtigere. Ich habe die Menschen um mich herum beobachtet, ich wusste nicht, was sie arbeiteten, aus welchen Familien sie stammten. Für mich ging es zwar nicht um Leben oder Tod, aber doch darum, entweder das zu tun – oder wieder eine niedere Arbeit zu machen.

Heute sind Sie der bekannteste lebende italienische Künstler.

Ach was, ihr Journalisten bläht das auf. Ich würde die Qualität der künstlerischen Arbeit nicht am Bekannteitsgrad messen.

Nein, aber manchmal fallen beide Dinge ja zusammen. Ich habe immer Zweifel. Der Ruhm ändert daran nichts. Es ist nicht so, als hätte man durch ihn einen zusätzlichen Antrieb, eher hat man ein zusätzliches Problem. Als wäre da noch eine zweite Person, auf die man achtgeben muss.

An der man gemessen wird?

Ja. Man wird zu einer Projektion, die man nicht selbst kontrolliert, sondern die von anderen kontrolliert wird. Aber es stehen einem auch mehr Mittel zur Verfügung, um etwas zu erschaffen.

Ja und nein. Es ist vertrackt: Anfangs hast du viele Ideen, aber keine Mittel, später hast du die Mittel, aber

Maurizio Cattelan unterwegs in Mailand keine Ideen ... (Cattelan merkt plötzlich auf, schnuppert und schaut zu einem amerikanischen Touristenpärchen, das am Tisch neben uns Platz genommen hat.) Oh, was für ein Geruch! Wenn ich die Augen schließe, sehe ich die aufgehängte Wäsche. Das ist Sapone di Marsiglia, fantastisch!

Der Duft von Kernseife, er erinnert einen an die Mütter und Großmütter, nicht wahr?

Mich erinnert es an Samstage, da wurde ich in einer Plastikwanne gebadet. Um zu sparen, wurde erst die Wäsche darin gewaschen, zuletzt wurde ich in der Wäschelauge gebadet. So viel zur Frage, die Sie aufgeworfen haben, ob man als Kind genug beachtet wurde. Wann sind Sie dann zum ersten Mal als Künstler nach Berlin gekommen?

Erst zur Vorbereitung der Biennale 2006.

So spät?

Ja, ich schäme mich deswegen. Ich bereue es, denn es gingen. Wie viele Pizzen habe ich dort gegessen – und wie viele Wiener Schnitzel! Damals durfte man noch überall rauchen.

Clärchens Ballhaus! In der Zwischenzeit wurde es restauriert.

Ja. Die ganze Berliner Mitte hat sich sehr verändert. Die Stadt hat mir gezeigt, wie der Kunstmarkt uns und die künstlerische Arbeit vergiftet und korrumpiert. Damals konnte man in Berlin günstig leben, aus diesem Grund waren dort viele Künstler – und ihre Suche nach Ausdruck war unverfälscht und rein. Wir haben verrückte Dinge gesehen, Kunst jeder Art. Wir haben so viel Verschiedenes entdeckt, konnten aber leider nicht alles in die Ausstellung aufnehmen. Wenn ich etwas noch einmal machen wollte von der Berlin Biennale, dann wäre es dieses Recherche-Jahr.

Nun kommen Sie mit Ihrer ersten großen Einzel- ausstellung zurück ...

»Berlin hat mir gezeigt, wie der Kunstmarkt uns und die künstlerische Arbeit vergiftet und korrumpiert«

ist mir unendlich viel entgangen. Aber ich hatte so viel anderes zu tun. Wer weiß, was gewesen wäre, wenn ich früher nach Berlin gekommen wäre.

Vielleicht hätten Sie sich in der Stadt verloren?

Nein, denn ich war in dieser Hinsicht immer recht diszipliniert. Ich denke, Berlin kam zur rechten Zeit, ich hatte eine gewisse Reife erreicht.

2006 waren Sie, mit Massimiliano Gioni und Ali Subotnick, Co-Kurator der 4. Berlin Biennale für zeitgenössische Kunst.

Ja, und der schönste Teil der Ausstellung war vielleicht ihre Vorbereitung. Sich nach und nach eine Vision davon zu verschaffen, was in diesem Land vor sich ging – das war unsere Aufgabe. Ich erinnere mich an Hotels mit Gemeinschaftstoilette auf dem Flur, das Zusammensein mit den Künstlern in ihren Ateliers, die täglichen gegenseitigen Besuche. Es war lustig. Wenn ich ein Studentenleben gehabt hätte, dann hätte es so ausgesehen.

Und Ihre Erinnerung an Berlin-Mitte und die Orte in und an der Auguststraße, die das Zentrum der Ausstellung wurde?

Wir besichtigten erst mal alle Örtlichkeiten, die man in Berlin besichtigen konnte. Zunächst wollte man, dass wir in den Gropius-Bau ziehen, aber das hätte nicht funktioniert. Unter den vielen möglichen Ausstellungs- orten, die wir uns angesehen haben, war auch das Gebäude der früheren jüdischen Mädchenschule, das leer stand. Außerdem fanden wir in der Nähe einen Friedhof, dann diesen Ballsaal, in den wir immer zum Essen

Es wird eher eine traditionelle Ausstellung, mit ein paar alten Hüten ...

In der Neuen Nationalgalerie haben Sie aber unendlich viel Platz!

Das Museum ist wie eine Kirche.

Sind Sie aufgeregt, wenn Sie an die Ausstellung denken?

Ich mach mir vor Angst in die Hose!

Warum denn?

Ich mach mir immer in die Hose. Ich versuche mein Bestes. Es wird mit Sicherheit eine Ausstellung werden, die etwas über Deutschland aussagt. Aber nicht nur über Deutschland: Sie sagt etwas über Werte aus, über Probleme, die wir alle haben. Visuell werden sie als deutsch zu erkennen sein, aber in der Essenz werden sie uns alle angehen.

Ein relativ neues Werk ist auf den ersten Blick sehr deutsch. Es ist das Brandenburger Tor aus Holz. Darin stehend ein S-förmig gebogener Mann, der stark an Sie erinnert.

Das Brandenburger Tor steht am Eingang der Ausstellung. Ein Symbol nicht nur für Berlin, sondern für Deutschland. Ursprünglich wurde es ja als ein Symbol des Friedens errichtet. Erst nachdem die von Napoleon verschleppte Quadriga nach seiner Niederlage an ihren Platz zurückkehrte, wurde es zu einem Symbol des Sieges. Wenn nun dieses Siegessymbol in einer Ausstellung gezeigt wird zusammen mit Him (einem der berühmtesten Kunstwerke von Cattelan, einer knienden Hitlerfigur, Anm. d. Red.), so beginnt es auf neue Weise zu vibrieren. Und dann kommen die wenigen anderen Ausstellungsstücke ins Spiel, sie stehen alle miteinander im Verhältnis.

Und warum der Name »Purgatory« als Titel für das Brandenburger Tor?

Nun, weil das Fegefeuer vor der Hölle kommt, Purgatory ist perfekt.

Perfekt für Deutschland, weil das Fegefeuer ja Seelen reinigt?

Ja. Die Befreiung machte es sicher notwendig, neu darüber nachzudenken, was es bedeutet, deutsch zu sein. Meinen Sie mit Befreiung 1945 oder 1989, als die DDR zusammenbrach?

Nein, ich meine die Befreiung vom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Wiedervereinigung galt ja nur einer gespaltenen Nation, die früher auch schon aufgeteilt war, vor Bismarck, der die Teile dann vereinte. Für ein paar Jahre war Deutschland zurückgefallen in diese Zer-

Regierung von Anfang bis zum Ende durchhält. Ich will damit nicht sagen, dass die Rechte gut ist. Aber es ist Meloni nicht nur gelungen, die Mehrheit ihrer Partei hinter sich zu haben. Sie zeigt auch eine gewisse Begabung zum Oszillieren und neigt sich immer wieder zur politischen Mitte hin. Sie macht eine listige Politik. Außerdem ist sie eine Frau, und Italien ist eigentlich ein Macho-Land. Schon damit punktet sie.

Sie ist auch eine, die sich politisch hochgearbeitet hat ...

... sie ist eine bodenständige Römerin, das gibt sie überall zu erkennen. Wenn ich jedoch die New York Times lese, dann denke ich: Sieh an, wann hat es das schon mal gegeben, dass man dort von einem italienischen Premierminister beziehungsweise von einer Premierministerin liest, der oder die im ständigen Dialog steht mit Europa, mit den USA. Vorher hatten wir unseren Berlusconi. Wenn von ihm die Rede war, dann immer

»Ich ertrage Meloni, auch wenn ich eigentlich niemanden ertrage. Die Italiener sind ja irgendwie Schafe«

rissenheit. Ich meine, Purgatory ist ein perfekter Titel für einen Zustand des Übergangs. Außerdem kann ich den Titel nicht erklären, aber er funktioniert.

Auch bei den Ausstellungsbesuchern?

Och ... Ich glaube, sie werden hauptsächlich Fotos machen vom Brandenburger Tor im Miniaturformat! Verfolgen Sie von Italien aus di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in Deutschland? Dass die radikale Rechte, die AfD, hier immer stärker wird?

Das ist wohl überall so, ein internationaler Trend. Wie groß ist die Partei denn inzwischen?

Laut Umfragen liegt sie bei 28 Prozent.

Oh, das wusste ich nicht.

Und im September, während Ihre Ausstellung läuft – sie geht ja bis März –, gibt es zwei Landtagswahlen in ostdeutschen Bundesländern, und die AfD könnte erstmals an die Regierung kommen.

Es bedeutet, dass sich viele Menschen inmitten der großen Unsicherheit nach Autorität sehnen. Und leider bietet ihnen das die Rechte. Die Menschen sind bereit, dafür die liberalen Privilegien aufzugeben.

Weil sie glauben, Freiheit komme nur den Eliten zugute?

So tickt die Geschichte.

Jedenfalls ist Italien Deutschland mal wieder politisch voraus: Hier regiert die Rechte schon. Wie kann das sein?

Ich verfolge mehr die amerikanische Politik. Aber wenn Meloni ihre Amtszeit durchhält, dann wird es seit Kriegsende das zweite Mal sein, dass eine italienische wie von einem Clown, als italienisches Klischee. Ich ertrage Meloni, auch wenn ich eigentlich niemanden ertrage. Die Italiener sind ja irgendwie Schafe.

Und die Linke scheint auch in Italien so ohnmächtig zu sein wie überall sonst auf der Welt.

Die Linke hat nichts zu bieten. So wie in den USA: Jetzt, wo dort ein starkes Bedürfnis nach Autorität besteht, fällt der Linken nichts ein. Die Linke ist lieb – vor allem lieb. Und das wird sie büßen müssen.

Reizt Sie Trump so sehr, dass Sie ihm eines Tages vielleicht eine Arbeit widmen?

Vielleicht war da mein goldenes Klo schon ein Vorgriff (2016 schuf Cattelan eine funktionierende Toilette aus 18-karätigem Gold, er nannte sie: »America«, Anm. d. Red.). Das Ding bringt jedenfalls einen bestimmten Geschmack, einen Luxus zum Ausdruck. Es nach Trump zu benennen, das geht nicht. Aber irgendwie hat das Klo einen amerikanischen Stil antizipiert. (Ein Kellner kommt und wischt Brösel vom Tisch.) Geben Sie das jetzt den Spatzen?

Haben Sie ein Herz für Tiere?

Aber ja, wie wir alle. Ich habe Tiere besessen, als ich noch auf dem Land lebte, hatte einen Esel, ein Pferd, einen Adler.

Mögen Sie Esel?

Esel sind die einsamsten Kreaturen der Welt. Und Sie: Wo möchten Sie Ihre letzten Jahre verbringen? In Deutschland oder in der Toskana?

In dem Dorf, wo ich immer bin, bekommt man von November bis Februar Selbstmordgedanken. Und Sie?

Ein Ferngesprö Szenen aus der Weimarer Republik

12. Mai-
13. September 2026

LENBACHHAUS

Medienpartner: arte

In Kooperation mit dem Münchner Stadtmuseum und mit großzügiger Unterstützung einer Privatsammlung

Gute Frage. Solange ich zu arbeiten habe, bin ich zufrieden. Ich muss nur aufpassen, nicht zu viele Aufträge anzunehmen, sonst wird es anstrengend und macht keinen Spaß mehr. Außerdem mache ich jetzt auch wieder Ausstellungen als Kurator.

Wo denn?

Wir haben uns zum Beispiel in Padua beworben (für die Ausschreibung als italienische Hauptstadt der modernen Kunst 2028, Anm. d. Red). Ich habe gedacht, es könnte spaßig sein, an den Ort des Verbrechens zurückzukehren.

Also dorthin, wo Sie aufgewachsen sind und wo Sie, wie Sie auch in diesem Gespräch angedeutet haben, eine ziemlich schreckliche Kindheit hatten?

Ich habe mir gesagt: Probieren wir es halt!

Ist Padua nicht auch die Stadt des heiligen Antonius?

Ja, es ist die Stadt der vielen Heiligen, darunter Sankt Antonius.

Glauben Sie, dass es Ihnen eines Tages gelingen wird, das unsichere Kind in Ihnen zu beruhigen und zu trösten?

Nein, das hätte ich schon gemacht, wenn es möglich wäre. Es ist aber so: Das Kind weiß sehr genau, dass es dieses Problem hat. Und es weiß, dass es sich damit nicht mehr an jene wenden kann, die es verursacht haben. Allmählich gelingt es mir aber, das besser zu kontrollieren.

Und das reicht Ihnen?

Na ja, wichtig ist, zu wissen, woher es kommt. Und zu lernen, damit umzugehen.

Die Angst, die man im Innern mit sich herumträgt, wie eine alte Bekannte zu behandeln?

Ja, ich muss sie sozusagen hinauswerfen, mich von ihr trennen. Aber sie bleibt da. Es ist eine Sache, mit der ich seit Langem lebe. Ich bin groß geworden in einer Atmosphäre von »Das geht so nicht! Es ist alles falsch, was du machst!«, verstärkt durch einen Sack voller

»Der Katholizismus ist voller Repression, die in verkehrte erotische Symbole verwandelt wird«

Sie haben oft gesagt, Sie seien nicht mehr katholisch. Kennen Sie Heinrich Böll?

Ist das der mit dem Elfmeter?

Nein, »Die Angst des Tormanns beim Elfmeter«, das war Peter Handke. Böll hat zum Beispiel »Die verlorene Ehre der Katharina Blum« geschrieben. Und er hat auch den Literaturnobelpreis gewonnen. Böll hat mal gesagt: Wer einmal Katholik war und wer einmal Kommunist war, der wird das nie wieder los.

Hm. Ja, viel von dem, was ich mache, hat diese katholischen Wurzeln. Es gibt zum Beispiel sehr wenig Erotisches in meinen Arbeiten.

Aber im Katholizismus gibt es mehr Erotik als in allen anderen Religionen!

Der Katholizismus ist voller Repression, die in verkehrte erotische Symbole verwandelt wird.

Haben Sie eine Lieblingsepoche in der Kunst? Die Renaissance.

Gibt es das italienische Genie noch, den italienischen Renaissance-Menschen?

Ich glaube, wir warten alle auf so einen, sei er nun Italiener oder sonst etwas. Und wenn wir uns umsehen, wer das sein könnte, dann würden viele sagen ...

... vielleicht Sie?

Nein! Die zeitgenössische Vorstellung von einem Menschen, der ähnlich abenteuerlustig ist wie Leonardo da Vinci, wäre eher Elon Musk. Er ist ein Visionär, aber er hat falsche Entscheidungen getroffen und sich dem Trump-Regime angedient, wahrscheinlich um Business zu machen – wie alle anderen.

Ohrfeigen. Den Ton, mit dem man aufgewachsen ist, empfindet man eben als normal. Ich denke, man kann das, was einem anfangs nicht mitgegeben wurde, auch später im Leben noch erreichen. Du musst dich nur fragen, wer du bist und was du sein möchtest.

Der Erfolg hält einen aber nicht besonders warm.

Der Erfolg hat Grenzen. Durch ihn lernt man nicht, seine Probleme besser zu verstehen.

Ich komme aus einer Familie von Therapeuten. Haben Sie jemals daran gedacht, eine Psychoanalyse zu machen? Manchmal reden Sie so, als hätten Sie da viel Erfahrung.

Hilfe! (lacht) Null, keine einzige. Aber bestimmte Arbeiten haben mir geholfen, mit Problemen abzuschließen, die vorher offen waren. Vor allem Probleme mit meinen Eltern.

Haben Sie befürchtet, Ihre Kreativität zu verlieren, wenn Sie sich einer Therapie unterziehen?

Nein. Aber es gibt während der Arbeit Momente der Offenbarung, in denen ich denke: Ah, das ist mein Vater, jetzt haue ich ihm endlich die Beine weg. Jetzt, wo ich in gewisser Weise das Gespräch mit mir selbst gefunden habe, frage ich mich: Bis hierher sind wir nun gekommen. Und wenn das nun insgeheim eine Therapie war – was wollen wir dann anfangen mit dieser neuen Person, die ich schon lange hätte sein wollen? Was will ich wirklich tun, was will ich hinterlassen?

Mitarbeit: Astrid Herbold und Hanna Gieffers Übersetzung: Sabina Kienlechner

ZEIT REISEN

Entdecken, worauf es ankommt

Mit ZEIT REISEN erleben Sie die Welt gemeinsam mit ZEIT-interessierten Menschen. Begleitet von inspirierenden Experten, entdecken Sie das Besondere einer Region, die schönsten Orte und Kulturstätten. Ausgesuchte Hotels, kulinarische Erlebnisse und exklusive Begegnungen gehören zu unseren Programmen ebenso wie aufregende Ideen, Entdeckerfreude und umfassender Service. ZEIT REISEN eröffnet neue Horizonte. Seien Sie dabei!

Kunst – Nahrung für die Seele

Auf dieser philosophischen Reise wagen wir zu fragen: Was ist Kunst? Ist es das, was ins Museum gelangt, auf dem Kunstmarkt reüssiert oder handwerkliche Meisterschaft erfordert? Ergründen Sie die Kunstphilosophie und -theorie im bedeutenden Künstlerdorf Worpswede.

Termine: 22.11.2026 | 14.3.2027 | Dauer: 4 Tage | Preis: ab 1.430 €

Höhepunkte:

Eine Insel hat eine philosophische Aura. Die Zeit atmet im Rhythmus von Ebbe und Flut. Der Raum spannt sich über den großen Himmel hinaus in die Unendlichkeit des Meeres.

Termin: 18.4.2027 | Dauer: 6 Tage | Preis: ab 1.850 €

Borkum: weite Horizonte

Höhepunkte:

- Intensives Kunsterleben in erstklassigen Museen

• Vogelbeobachtungen • Philosophisches Ergründen von Raum und Zeit

• Wattwanderung und Strandspaziergänge • Kompetente Leitung durch den Philosophen Dr. Christoph Quarch

»Mozart & Mozarts«

Unser aktuelles Reiseprogramm finden Sie online. Oder rufen Sie uns an, wir beraten Sie gern persönlich.

040/32 80-455 @zeitreisen@zeit.de zeitreisen.zeit.de

Die Mozartwoche in Salzburg zählt zu den renommiertesten Festivals für klassische Musik weltweit. Unter Intendant Rolando Villazón erleben Sie weltbeste Orchester und Solisten. Termin: 21.1.2027 | Dauer: 4 Tage | Preis: ab 2.270 €

Höhepunkte:

- Eröffnungskonzert

• Wiener Philharmoniker mit Igor Levit

- Sonderöffnung des Autographentresors

DEUTSCHLAND, ich habe Fragen

Links: Cattelan imitiert eine Figur aus »La rivoluzione siamo noi« (2000), die wie er selbst aussieht und mit einem Anzug an einem Kleiderhaken hängt. Rechts: ein unbekanntes Gemälde in Cattelans Studio

Von Gott bis zur Nacht – Maurizio Cattelan hat Fragen an Deutschland. Wir haben Menschen gefunden, die sie beantworten können

Wovon SPRECHEN wir, wenn wir von Deutschland sprechen?

SIBYLLE BERG: Da ist Deutschland. Wie schön es da herumliegt. Es hat Fachwerkhäuser, Flüsse, in denen man nicht schwimmen sollte wegen des Drecks, Felder, von denen man keine Erde knabbern sollte wegen des Giftes, viele Tiere, die der Deutsche auch gern mal vergast, um sie zu töten, Hauptsache, Wurst.

Es gibt in dem Land viele nette Menschen und viele Dummköpfe. Wie überall. Dummkopf will keiner sein, darum hat jeder recht, wie überall auf der Welt. Aber Deutsche haben immer ein wenig mehr recht als andere, weil sie über eine großartige Geschichte verfügen, denk nur an all die Schlösser und den Bauernkrieg und an Martin Luther und Judenhass und Heine und mich. Wenn ich von Deutschland rede, rede ich von entfesselten Autofahrern und Autobahnen. Die sind überall, und die Tankstellen sind rot oder gelb, Farben der Hölle. Auf den Autobahnen wird der Krieg geprobt. Besser ist das, denn Deutschland will wieder die führende Militärmacht werden. Wo auch immer.

Deutschland ist eine repräsentative Demokratie, die einigen gewählten wirtschaftsnahen Politikern mit Aktienbesitz dabei hilft, sich den Menschen vom Leib zu halten, um ungestört durchregieren zu können. Die Regierung rüstet auf, sie will Krieg. Oder so tun, als ob sie Krieg wollte, um etwas zu tun, das stark klingt in den Zeiten der Schwäche. Da stürzen Brücken ein, kollabieren Gebäude, da fährt kein Zug, zumindest nicht an die Orte, die der Mensch gern bereisen würde, da sind Frauen und Männer immer noch nicht Menschen, sondern Frauen und Männer. Hauptsache, Wurst.

Der deutsche Mensch darf wählen. Hurra, wie großartig, da spielt eine Band, Prominente sagen, dass Wählen Demokratie ist. Ja nun, kind of. Hat der Deutsche gewählt, passiert immer etwas mit konservativ, systemkonform, kapitalistisch und dysfunktional. Also etwas für die Massen. Jetzt hat Deutschland einen Buchhalter gewählt, damit Deutschland wieder wer ist, der Buchhalter des Elends spart bei den Armen, den Mittelarmen, er kürzt Kultur und Gesundheit und Infrastruktur und Bildung.

Smart, denn wozu braucht ein wehrpflichtiger junger Mensch Kenntnisse in irgendetwas, was nicht direkt oder indirekt mit einem Krieg zusammenhängt? Wozu braucht Deutschland ein gutes Gesundheitssystem, der Deutsche heilt sich selbst? Das passiert gut überwacht, denn Deutschland ist Spionageweltmeister. Es filmt seine Menschen, durchsucht seine Menschen, es geschieht zu ihrer Sicherheit. Zur Sicherheit des Landes verklagen Politiker die Menschen, falls sie Politiker beleidigen oder auf Ideen kommen. Da kommt kaum einer auf eine Idee, denn Deutschland gehorcht. Nie würden die Menschen einen Generalstreik durchführen, denn das ist vermutlich verboten, wie auch eine Revolution. Nie würden sie für die 20 Millionen Armen im Land demonstrieren, die sind nicht exotisch. Da demonstriert es sich beherzter in der kollektiven Suche nach einem Feind, gegen Unrecht, das mindestens tausend Kilometer entfernt stattfindet.

Deutschland ist voller Tankstellen, an denen Menschen ihr Auto füttern, denn sie sollen es besser haben als die Fahrer. Während sie tanken, hören die Menschen Schlager und träumen von Apfelkuchen und Grillwürsten und der guten alten Zeit, die es nie gab. »Deutschland geht voran« hieß es in einer bescheuerten Werbung. Es geht voran in den Abgrund, es flext sich von der Karte der netten Länder, es taumelt zwischen Angst und Wohnungsnot, zwischen einstürzenden Neubauten der Arroganz Europas, das den Rest der Welt für unterlegen hält. Darum träumen viele vom Krieg. Dann wären endlich alle Brücken weg und die Straßen und der Beton und die Hässlichkeit und die Buchhalter, und man könnte die Wirtschaft anfeuern, ein Traum so ein Wiederaufbau. Außerdem könnte man endlich die Welt einnehmen und sie deutsch werden lassen. Mit Würsten und roten Tankstellen und viel Liebe dafür.

SIBYLLE BERG schreibt Kolumnen, Theaterstücke und Romane. Zuletzt erschien PNR: La Bella Vita.

Wie FÜHLT es sich eigentlich AN, deutsch zu sein?

SIBEL KEKILLI: Gegenfrage, kann man Deutschsein eigentlich mit einem Gefühl beschreiben? Je mehr ich darüber nachdenke, desto schwerer fällt mir das. Wenn man mich fragt, wie fühlst du dich, also deutsch oder türkisch, lautet meine Antwort fast immer: deutsch. Aber warum? Das erste Gefühl, als ich meine Einbürgerungsurkunde in den Händen hielt, war Stolz. Stolz, endlich offiziell dazuzugehören. Als ich 18 Jahre alt wurde, beantragte ich meine Einbürgerung sofort. Mit der Urkunde und dem Pass in der Hand fühlte ich vor allem aber auch die Freiheit und Sicherheit, gerade als Frau, in dem Land, in dem ich geboren wurde. In meinem Land.

Um zu verstehen, wie es sich anfühlt, deutsch zu sein, muss ich erst beschreiben, wie es ist, nicht deutsch zu sein in Deutschland. Im Kindergarten und in den ersten Jahren der Grundschule fühlte ich mich wie ein Alien, als Einzige anders als die meisten. Ich bildete mir ein, die Häuser der Deutschen würden besser riechen als unsere Wohnung.

Für mich war Deutschsein zunächst eher ein Lebensgefühl. Als Frau, die in einer Kultur voller Beschränkungen aufgewachsen war, bedeutete es, frei zu sein. Deutsch zu sein hieß, mächtig zu sein – reisen ohne Visaeinschränkungen, leben in einer freien Gesellschaft und Demokratie. Aber mir wurde auch sehr schnell beigebracht, dass man als Deutsche eine Schuld und Verantwortung trägt. Dass Stolz nicht immer passt zum Deutschsein. Denn Deutschsein bedeutet auch, eine Bürde mit sich zu schleppen – Abbitte bei der restlichen Welt zu leisten. Als Deutsche tragen wir Verantwortung für die Fehler der vorherigen Generationen. Auch zu Recht. Aber warum durfte ich nicht trotzdem stolz sein?

Irgendwann spürte ich Scham. Ich wurde vorsichtig, wenn ich im Ausland sagte, woher ich kam. Plötzlich betonte ich,

Eine der 3.898 präparierten Tauben aus »People« (2026), das 1997 unter dem Titel »Tourists« in Venedig begann

Deutsche mit türkischen Wurzeln zu sein – wobei mir natürlich bewusst war, dass auch die Türkei Dinge machte und macht, auf die ich nicht besonders stolz war und bin. Aber: Gibt es das nicht in jedem Land und in jeder Kultur?

Warum schäme ich mich, eine deutsche Flagge zu hissen, wenn die WM läuft? Warum finde ich es schrecklich, wenn die Fans beim Fußball »Sieg« schreien? Und warum will ich dann Isländerin oder Norwegerin sein, die kämpferisch gemeinsam schreien oder rudern und das trotzdem ziemlich sympathisch wirkt?

Irgendwann gewann die Scham gegenüber dem Stolz die Oberhand. Vor allem wegen der Deutschen selbst. Sobald ich sagte, ich sei stolz, hier geboren zu sein und dazuzugehören, wurde mir das sofort schlecht gemacht, denn ich sei ja keine richtige Deutsche. Lustigerweise war Deutschsein im Ausland immer wieder ziemlich en vogue – unsere Autoindustrie, unsere Lufthansa, unser Willy Brandt, unser Bier. Ein Wendepunkt wurde dann ausgerechnet eine Fußball-WM; die von 2006. Zum ersten Mal spürte ich eine Art Zusammengehörigkeit. Egal, ob Wessis, Ossis oder Deutsche mit Migrationsgeschichte, alle hissten sie die eine Flagge. Mit Merkels »Wir schaffen das« wandelte sich das weiter. Man sah plötzlich, dass Deutsche gastfreundlich sein können, offener und toleranter als manch anderes Land.

In der Türkei hat man mir oft das Gefühl gegeben, ich sei mehr deutsch als türkisch. Und was mein Lebensgefühl betrifft, stimmt das. Mein Denken, mein Verhalten – alles ist mehr deutsch als türkisch. Doch etwas Wichtiges in mir ist vielleicht doch türkisch: das Stolzsein selbst. Leider wird das hier oft ins Negative gewendet – es klingt mehr nach rechts als nach Mitte.

Für viele Altdeutsche war Deutschsein gleichbedeutend mit einer fehlenden eigenen Identität. Diese wurde ihnen mit dem Zweiten Weltkrieg genommen. Für mich war es genau das Gegenteil: Dessen Aufarbeitung gab mir eine Identität. Ich liebe es, wie man in Deutschland normalerweise aus Fehlern lernen will, wie man sich vor der Verantwortung von damals nicht gedrückt, sondern dazu beigetragen hat, dass die Erinnerungskultur wichtiger ist als die Vergessenskultur. Ich liebe es, dass hier Fleiß großgeschrieben wird, Zuverlässigkeit, Pünktlichkeit. Made in Germany. Doch wenn man immer das Gefühl hat, man müsse sich gegenüber anderen klein machen, kann man auch irgendwann nicht mehr wachsen. Es wird verhindert, dass man groß wird, strahlt, stolz ist – auf sich und eine Gesellschaft, die eigentlich in Ordnung ist. Miteinander. Meistens.

SIBEL KEKILLI ist Schauspielerin. Sie war unter anderem in dem Film

»Gegen die Wand« und der Serie »Game of Thrones« zu sehen.

Was ist HEIMAT?

PAUL MAAR: Heimat ist für mich dort, wo die Menschen b und p nicht unterscheiden können.

PAUL MAAR, Schriftsteller aus Franken, erfand mit dem Sams eine der berühmtesten Kinderbuchfiguren.

Woran denken Sie, wenn Sie an Deutschland in der NACHT denken?

LEIF RANDT: Liebes ZEITmagazin, ich hatte ja zugesagt, einen Text auf die Heinrich-Heine-Frage des Künstlers Cattelan hin zu schreiben, aber ich muss nun – zwei Tage nach Abgabetermin – zugeben, dass ich an der Aufgabe gescheitert bin.

Sie hatten mir sogar zwei Wochen mehr Zeit eingeräumt, weil ich ja gerade im Urlaub war. »Aber nun genießen Sie erst mal Ihre Kanada-Ferien!« Ein kleiner Text über ein aufgeladenes Thema – Deutschland in der Nacht –, das war doch mindestens interessant. Und ich hatte mich auf die Aufgabe sogar ein bisschen gefreut. Einige Zeilen über Deutschland, die ehrlich sind, aber keine schlechte Laune machen – kann das gelingen? Das war meine Ausgangsposition gewesen, und ich war natürlich optimistisch, denn kurze Texte liegen mir.

Außerdem blicke ich auf 25 Jahre deutsches Nightlife zurück: tausend schöne Erinnerungen, kleine Momente, trockene Jokes. Ich tippte also Sätze. Lose Szenen seit 2001. Hessen, Niedersachsen, Berlin. A lot of fun!

Offensiv festhalten wollte ich, dass es in Deutschland einige der besten Diskotheken des Planeten gab. Ehemalige Rudervereine, Heizkraftwerke, Weltkriegsbunker. Stilbildende Räume, an denen sich Interieur-Designer aus Tokio oder Mexiko-Stadt orientierten. Deutschland – eines der liberalsten Nightlife-Länder, wo das Feiern auch ein seriöser Vorgang ist, voll professioneller Liebe fürs Detail. Ein Kontrastieren von Tag und Nacht wäre denkbar gewesen: die angespannte deutsche Stimmung am Tage (die dumpfen Rechtsradikalen, die verwirrten Konservativen, die zerstrittenen Linken) VERSUS poetisch-melancholische Partynächte in einigen der nachweislich besten Clubs der Welt.

Ich wollte aber auch das Schimpfen der deutschen Dame am Flughafen von Halifax in Kanada zitieren (»Ich hab jetzt langsam echt die Schnauze voll!«), weil ich das so unnachvollziehbar und überzogen und unglaublich deutsch fand, zumal Halifax wohl einer der freundlichsten Orte ist, an dem ich jemals gewesen bin. Die Dame schimpfte am Self-Check-in und bedankte sich dann nicht einmal, als ihr ein extrem höflicher PoC-Flughafenmitarbeiter zur Hilfe eilte und ihren hässlichen Koffer aufs Gepäckband hievte. Wie wenig hatte ich diesen Übersprungsfrust vermisst. Von einer spezifisch deutschen Ungeduld hätte ich schreiben können, die mich vor allem immer deshalb nervte, weil ich sie von mir selbst so gut kannte. Um dann den Bogen zurück zu Baselines und Beats zu spannen, zum deutschen Nightlife, das für Menschen aus der ganzen Welt (zumindest denen, die sich die Reise leisten konnten) irre Glücksmomente bereithielt.

Ich notierte: »Denk ich an Deutschland in der Clubnacht, denk ich auch an Wuppertal und Offenbach.« Derartige Insider wiederum, was sollten die erzählen? Dass der Autor wohl ab und zu noch ausging und froh darüber war, dass es hier diese alteingesessene Partyszene gab, die sich weitgehend selbst genügte? Dass Deutschland vielleicht gerade einen schlechten Moment haben mochte, dass die DJs aber ihr Niveau hielten? Deutschlands Krise abzustreiten, wäre als Provokation ja allzu billig. Eine düstere Stimmung zu zeichnen wiederum, während man selbst ständig eine gute Zeit hatte, und ein life, das sich aus weitgehend hellen Erinnerungen zusammensetzt – das wäre kokett und verlogen. Und eine gewisse Ehrlichkeit und ein gewisser Humor sollten doch der Anspruch sein. So kam ich zwischendurch bei einer assoziativen Liste aus rein atmosphärischen Hauptsätzen raus:

Ich denke an die Neonbeleuchtung eines Berliner Spätkaufs bei stärker werdendem Schneefall.

Ich denke an die eine braune Glasflasche, die um 4.30 Uhr immer schneller über den Boden der voll besetzten U8 rollt.

Ich denke an latenten Stress, an zu spät gelesene SMS.

Ich denke an die Filiale von Kentucky Fried Chicken auf der Hanauer Landstraße im Sommer 2002.

Ich denke an das ZDFsportstudio, an die Sat.1-Wochenshow, an RTL Samstag Nacht. Ich denke an die Linsensuppe bei Gel Gör mit viel zu viel Brot.

Ich denke an das Montagmorgengrauen auf dem Rücksitz eines Taxis, an das Summen auf den Ohren, an den freundlichen Ausblick auf eine mutmaßlich schwierige Woche.

Ich denke an die letzte Zeile der ersten Textnachricht am Abend danach: one for the books.

Für so einen kurzen, unterhaltsamen Text wäre eine derartige Liste vielleicht nicht schlecht, aber letztlich doch unbefriedigend gewesen. Heinrich Heine dachte bei Deutschland an seine Mutter. Ich denke auch an meine Mutter. Und an die 90 Prozent meines Freundeskreises, die ebenfalls hier leben. Aber was wäre das nun wieder für ein Allgemeinplatz? Der Ansatz, unbefangen und gut gelaunt über Deutschland in der Nacht zu schreiben, mündete jedenfalls in einem irren Krampf.

Ich habe mich daher entschieden, an der Umfrage nicht teilzunehmen. Ich muss den Text leider absagen. Es tut mir leid! Herzliche Grüße,

Leif Randt

LEIF RANDT ist Schriftsteller. Sein Roman »Allegro Pastell« wurde in diesem Jahr verfilmt.

Hat Deutschland noch die KRAFT, sich zu verändern?

ARMIN NASSEHI: Wir leben in einer Zeit, in der wir zwei gegenläufige Erfahrungen machen: Einerseits wirkt es, als veränderte sich gerade fast alles, andererseits bezweifeln viele, dass wir uns wirklich verändern können. Wie passt das zusammen?

Bevor ich diese Frage beantwortete, noch ein zweiter Widerspruch: In Umfragen gibt ein Großteil der Deutschen an, mit dem eigenen Leben relativ zufrieden zu sein und mit den Ressourcen, die zur Verfügung stehen, das Leben vergleichsweise gut meistern zu können. Mit Ressourcen sind nicht nur finanzielle und materielle gemeint, sondern auch Fertigkeiten, Beziehungen, Netzwerke et cetera. Gefragt nach der Gesamtlage aber, gibt ein ebenso großer Teil der Menschen an, die Lage sei schlecht. Damit korrespondierend: Befragt danach, welcher Partei man die Lösung der wichtigsten Probleme zutraut, geben etwa 50 Prozent an, dass sie keiner Partei vertrauen, die restlichen 50 Prozent verteilen sich mit nicht allzu großer Varianz auf die Parteien.

Was hier gezeichnet wird, ist ein ambivalentes Bild. Es ist aber ein Bild, das weit mehr als eine Stimmung ist. Deutschland, immer noch eine der potentesten Volkswirtschaften der Welt, hat offensichtlich Selbstzweifel, es will sich kaum so etwas wie eine Aufbruchstimmung oder gar Optimismus einstellen, zugleich aber scheint es Potenziale zu geben, die gegen eine vollständige Paralysierung des Landes sprechen. Die hohen Umfragewerte und womöglich zukünftige Wahlergebnisse einer im Wesentlichen rechtsradikalen Partei könnten unter anderem ein Symptom dessen sein, dass es diesen Leuten gelingt, diese ambivalente Stimmung auszunutzen: Die Eliten seien korrupt und unfähig, die »normalen« Leute aber hätten durchaus Potenziale, die man nur abrufen müsse. Diese Geschichte verfängt offensichtlich bei nicht wenigen.

Nun zu der Frage, wie die beiden Erfahrungen permanenter Veränderung und mangelnder Veränderungskompetenz zusammenpassen. Was in Deutschland ganz offensichtlich kaum vorhanden ist, ist der Glaube daran, dass sich die Dinge mit den bisher gültigen Mitteln zum Besseren wenden ließen – auch das ein stabiles Ergebnis in Umfragen. Umfragen sind relativ schwache empirische Indikatoren, aber sie zeigen zumindest, was die Leute für sagbare Sätze halten. Was in Deutschland ganz offensichtlich nicht gelingt, ist die Vermittlung von stimmigen Veränderungsprojekten, für die man sich engagieren könnte. Man darf die Eigendynamik und die Suggestivkraft solcher projekthaften Programme nicht unterschätzen. Was derzeit gelingt – in fast allen Bereichen der Gesellschaft, in der Politik, in Unternehmen, im Bildungswesen, in der Kultur und so weiter –, ist die punktuelle Verbesserung des Bestehenden. Veränderung scheint derzeit zu heißen, das frühere Erfolgsmodell innerhalb seiner eigenen Logik zu verbessern.

Was fast flächendeckend fehlt, ist die Bereitschaft, neue Konstellationen zu denken und auszuprobieren. Deutschlands Selbstbild war über lange Zeit eines, das damit rechnet, immer zu den Besten zu gehören, erfolgreich und Vorbild zu sein, mit besonderer Lösungskompetenz ausgestattet. Das galt bis vor Kurzem auch – aber dieses Selbstbild scheint uns daran zu hindern, in anderen Kategorien zu denken. Deutschland geriert sich gerade als Opfer des eigenen Erfolgs. Sieger werden denkfaul, weil sie ja nichts falsch gemacht haben, sonst wären sie keine Sieger. Das kann sich rächen – und rächt sich derzeit auch. Vielleicht ist Veränderung erst möglich, wenn man gelernt hat, dass das, was wir sehen, auch etwas mit den Kategorien zu tun hat, mit denen wir es betrachten. Erst mit einem Kategorienwechsel in der eigenen Beobachtung könnte sich also die gut eingeführte und zugleich sehr bequeme Niedergangsdiagnose relativieren – und eine angemessene Form der Selbstkritik möglich sein. Wenn das gelingt, wird Deutschland die Kraft haben, sich zu verändern und mit den Veränderungen umzugehen, die ohnehin stattfinden. Ansonsten werden wir uns weiter wundern, warum prinzipielle Sieger so schlecht dastehen können – schlechter, als sie wirklich dastehen. Es ist vertrackt.

ARMIN NASSEHI ist Soziologe und Vizepräsident der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Was wollen wir unseren Enkelkindern WEITER- GEBEN?

ALEIDA ASSMANN: Bevor ich diese Frage beantwortete, möchte ich zwei Punkte festhalten. Der erste Punkt: Ganz gleich, ob wir das wollen oder nicht, wir geben alles an unsere Enkelkinder (bzw. die kommenden Generationen) weiter. Der Grund ist einfach: Wer aus dem Leben scheidet und sich mit Kurs aufs Universum verabschiedet, kann von dieser Erde nichts mitnehmen.

Der Volksmund sagt deshalb: Das letzte Hemd hat keine Taschen.

Die Verstorbenen lassen alles zurück. Es verbleibt im Diesseits, und es ist dann an den Kindern und Enkelkindern, das Wertvolle vom Wertlosen und das Brauchbare vom Unbrauchbaren zu trennen. Unter Erbe verstehen wir in der Regel ein willkommenes Geschenk. Hinterlassenschaften sind etwas anderes: Sie enthalten auch Probleme, Aufgaben und irreparable Schäden. Der Zustand des Planeten Erde ist eine kollektive Hinterlassenschaft, die mit Hypotheken belastet ist. Hier gibt es keine Wahl: Dieses positive und negative Erbe muss von jeder nächsten Generation angenommen werden.

Einen zweiten Punkt möchte ich meiner Antwort voranstellen: Was haben die Eltern meiner Generation ihren Kindern weitergegeben? Sie gaben uns eine Welt weiter, die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in Schutt und Asche lag. Die Hoffnung auf eine neue Zukunft war damals zunächst nicht in Sicht. Diese Zukunft war dann ein Geschenk der Alliierten, die die Deutschen beim materiellen und moralischen Wiederaufbau unterstützten. Heute spricht man geringschätzend von »re-education«. Das Geschenk, das ich empfing, war »education«. Das Paket »Demokratie, Freiheit, Zukunft« hat meine Generation in der Regel nicht von den eigenen Eltern, sondern von den Alliierten empfangen. Was möchte ich meinen Enkelkindern weitergeben? Hier folgen ein paar Lebensregeln:

Im Umgang mit Mitmenschen sollten Anerkennung und Interesse, Freundlichkeit, Zuhören und Zuspruch eine Hauptrolle spielen, denn: Güte ist wichtiger als Radikalität (Rainald Goetz).

Verwechselt nicht den Grad technologischer Expertise eines Landes mit dessen Zivilität.

Setzt euch für Menschenrechte ein und vergesst dabei auch die Menschenpflichten nicht.

Sucht euch eure Vorbilder sorgfältig aus und behaltet sie im Blick.

Entwickelt ein bewusstes Gefühl der Dankbarkeit für das Leben und die Errungenschaften, die ihr genießt.

Lasst euch nicht beirren in der Leidenschaft für die eigene Arbeit.

Lasst euch auch nicht einschüchtern und einschränken durch Vorschriften, die ihr als ungerecht und unfair erkannt habt.

Und vor allem: Lasst euch nicht verführen von vollmundigen Parolen, die nur an euren Stolz appellieren und euch eine heile Welt versprechen. Die gibt es nämlich nicht.

Was KI & Co. angeht: Nutzt sie als ein hilfreiches Werkzeug, wo immer dies möglich ist, aber unterwerft euch ihr nicht. Die KI arbeitet nach dem Wahrscheinlichkeitsprinzip und kann immer nur das nächste Wort, den nächsten Gedanken vorhersehen. Sie kann also nur anschließen und weitermachen, aber nichts anfangen, erfinden und in die Welt setzen. Das könnt nur ihr!

ALEIDA ASSMANN ist Literatur- und Kulturwissenschaftlerin. Zuletzt erschien ihr Buch »Gemeinsinn. Der sechste, soziale

Sinn«, das sie gemeinsam mit ihrem Mann Jan Assmann geschrie-

ben hat. Er verstarb 2024.

Wohin STEUERN wir?

GABRIELE VON ARNIM: Immer wieder, wenn wir morgens die Zeitung lesen oder die Nachrichten hören, sind wir fassungslos. Können nicht glauben, was geschieht. Demokratieabbau in den USA, Rechtsextreme als stärkste Partei in Deutschland, Abschaffung des Informationsfreiheitsgesetzes durch unsere Regierung.

Wir sind entsetzt ob gekaufter albanischer Inseln oder gekaufter Leihmutterkinder, ob räuberisch ungerechter Steuersysteme oder gefällter Bäume in zubetonierten Städten, die ohnehin schon zu viel Hitze speichern. Und ich rede hier noch nicht einmal von Kriegen, Bränden oder Femi-ziden, von drill-baby-drill-Mentalitäten.

Aber Fassungslosigkeit ist kein Konzept. Ist keine Gegenwehr.

Allein, klagen so viele, könne man doch ohnehin nichts tun, und gehen zurück auf die Couch, nehmen sich in der Welt nicht entschieden wahr, vergessen, dass wir alle aufgerufen sind, das gemeinschaftliche Leben zu gestalten. Denn: Wir sind die Gesellschaft. Sind nicht Zuschauer, sondern Akteure, haben eine Rolle, eine Aufgabe. Wir könnten in eine Partei eintreten, könnten Schöffen werden oder Lesepaten, könnten Demokratieprojekte auch finanziell unterstützen, die unsere Regierung offenbar nicht wichtig findet. Könnten mittun, den Weg vom Ich zum Wir zu gehen, wie es die simbabwische Schriftstellerin und Trägerin des Friedenspreise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Tsitsi Dangarembga anmahnte.

Man kann die Welt beklagen, kann sich fürchten in einer Gesellschaft, die ihre Empathie, ihre Solidarität, ihre Hinwendung zu anderen, ihr ökologisches Bewusstsein zunehmend verliert. Kann sich zurückziehen in Nörgelkammern, um sich dort erschöpfend zu grämen. Aber das ist Kapitulation. Und das können wir uns nicht leisten. Denn wir können auch anders. Können uns wehren. Können sagen: Nicht mit mir. Da mache ich nicht mit. Und das tun schon viele, von denen wir viel zu wenig erfahren. Sie vernetzen Nachbarn, gründen Demokratiestammtische, erfinden Plastikfressmaschinen, bepflanzen ihre Balkone bienenfreundlich.

»Who cares has power«, habe ich einmal einen jungen Mann sagen hören, der einem Interviewer erzählte, wie er mit seiner Passion, Bäume zu pflanzen, andere ansteckte und befeuerte, und aus einem einige und irgendwann sehr viele geworden seien.

Eine Studentin hat neulich auf einem großen Banner die Frage gestellt: »Ist das die Welt, in der du leben willst?«, und es aus dem Fenster gehängt. Was ihrem Vermieter nicht gefiel, also hing es alsbald aus dem Fenster ihrer Freundin, dann aus dem Fenster von deren Cousine – und wanderte so durch Wien.

Kleine Schritte, aber wenn viele sie tun ... Albert Einstein wird so zitiert: »Man kann ein Problem nicht mit derselben Denkweise lösen, durch das es entstanden ist.« Eine Antwort auf Rücksichtslosigkeit, Gewalt, Zynismus, auf Misogynie und autoritäre Bewegungen müsste also etwas sein, das wir gerade zu wenig leben: nämlich Aufmerksamkeit und radikale (radix = Wurzel) Freundlichkeit. Das englische Wort kindness gefällt mir übrigens noch besser, weil in ihm auch Güte mitschwingt.

Daniel Schreiber hat ein dringliches Buch darüber geschrieben, wie Liebe als politisches Konzept unsere Gesellschaft verändern könnte. »Weil sie«, so sagte er in einem Interview, »das ist, was uns als Gesellschaft am meisten fehlt. Ideen des Gemeinwohls ...«

Wir können es auch mit dem herrlichen Bad Bunny sagen: »The only 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hate is love.«

Jede und jeder von uns kann eben doch etwas tun. Kann Zugewandtheit in die Welt tragen und Fürsorge fürs Universum. Es wäre ein Weg, den wir alle gehen können. Einen Aufstand anzetteln. Eine Rebellion der radikalen Freundlichkeit – radical kindness – für Mensch, Tier und Busch.

GABRIELE VON ARNIM ist Schriftstellerin und Journalistin. Ihr neuestes Buch: »Abschied leben«.

Wo ist GOTT?

THEES UHLMANN: Eine Sache muss ich erzählen, bevor ich loslege. Das ZEITmagazin meldete sich bei mir und fragte, ob ich nicht Lust hätte, einen Text zum Thema »Wo ist Gott?« für die Ausstellungseröffnung von Maurizio Cattelan zu schreiben. Da freut man sich natürlich, das ist eine große Ehre, aber man hat natürlich auch eine Frage. Und die Frage lautet: »Wer hat abgesagt zu dem Thema?«

Also schrieb ich zurück: »Tendenziell sehr gerne, aber wer hat abgesagt?«

Und das ZEITmagazin antwortete: »Der Papst!«

Beim Thema Religion kannst du nur verlieren, aber wer kann von sich behaupten, etwas geschrieben zu haben, weil der Papst keine Zeit hatte? Eben!

»Musch mache!«, sagt mein badischer Freund Kroizo immer in solchen Situationen.

Es ist 1987, ich habe Konfirmandenunterricht, und mein Pastor spielt Gitarre und wir singen dazu.

Ich liebe meinen Pastor. Er hat eine tolle Stimme, und ich habe das Gefühl, zum ersten Mal von einem Erwachsenen ernst und wahrgenommen zu werden. Auf einer Konfirmandenfreizeit spiele ich ihm meine Lieblingsband Kreator vor. Sie machen antireligiösen, harten Metal. Er weiß das, hört interessiert zu und sagt: »Die Jungs haben es richtig drauf!«

Das Gitarrenspiel meines Pastors zieht mich magisch an, und ich nerve ihn so lange, bis er mir die ersten Akkorde beibringt.

Ich bete, weil ein Freund von mir an Krebs erkrankt ist.

Mein Freund verstirbt, und ich höre auf zu beten und zu glauben, und wenn man davon ausgeht, dass erwachsen werden das Umgehen und Sich-Arrangieren mit Enttäuschungen und den Unwuchten des Lebens ist, ist das der Moment, in dem ich zum ersten Mal ein wenig erwachsen geworden bin.

Aber verlassen hat mich meine protestantische Prägung nie, und im Gegensatz zu vielen anderen war es mir auch nie peinlich, das zuzugeben. Es ist, was es ist.

Ich spiele immer noch Gitarre und singe dazu, und ich fühle mich immer noch wahrgenommen, und der Grundstein meines stetigen Tuns ist die evangelisch-christliche Kirche Wesermünde-Hadeln.

Deswegen bin ich auch nie, fast schon aus calvinistischen Gründen, aus der Kirche ausgetreten. Ich habe etwas von Gott bekommen, und dafür muss ich zahlen.

Außerdem müsste ich dann zum Amt und das alles meiner Mutter erklären, und so was mache ich eben nicht.

Mit über 50 Rock 'n' Roll zu texten, so wie ich ihn mag und empfinde, ist ein räudiges Geschäft. Fünf von vier Kernthemen sind eigentlich weg, und der Rest lässt auf sich warten. Aber ich mag diese Härte. Ich mag diese ächzende Verzweiflung darüber, dass einem nichts Relevantes einfällt.

Doch neulich passierte etwas Magisches, vielleicht sogar Religiöses. Ich fuhr mit dem Fahrrad durch Frankreich, genau da, wo es an Deutschland grenzt, und mir ist zu jeder Zeit bewusst, wie schön ich es finde, dass zwischen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Frieden ist. Junge, finde ich das schön.

Mir ist drei Wochen davor nichts eingefallen und drei Wochen danach auch nicht, aber wenn ich eine Idee habe, dann schreibe ich, bis ich psychisch umfalle.

Und mir fiel ein:

Jesus, Jesus, wann sagst du endlich: Du hast genug geschuftet.

Es reicht mein Freund. Das ist nicht cool. Das wirkt nur noch bedürftig!

Ich traf mal einen Hooligan aus Bielefeld und er hat zu mir gesagt:

Weißt Du warum ich Randale mache? Weil ich Jesus mag!

Das mag niemandem gefallen, aber ich finde es grandios.

Ich habe es geschafft, Zweifel, Angst, Religion, Fußball, Freunde, Individualismus, bürgerliche Freiheit, Absurdität, Scheitern und Schaffen in eine halbe Strophenzeile zu hämmern. Und sogar ein Dialog mit Jesus ist drin. Junge, das hat gedauert, aber jetzt ist es, zumindest für mich, für immer da.

»WEGEN JESUS!«, wie mein Freund aus Bielefeld sagen würde.

Juli Zeh schrieb in ihrem Roman Corpus Delicti: »Ich glaube nicht an ihn und er nicht an mich. Das beruht auf Gegen-seitigkeit.«

Das ist es für mich. Das ist diese gesamte sinnstiftende Hoffnungslosigkeit der evangelischen Jugend über 40!

Das ist, wie wenn man zwischen 1963 und 1987 Eltern gehabt hat. Man ist ihnen egal, sie sind einem egal, aber sie sind trotzdem in allem, was man tut.

Meinem Gott ist es egal, ob ich an ihn glaube, und mir ist es egal, ob es ihn gibt, aber ich verhalte mich so, wie ich denken würde, dass es gebenedeit ist.

Wegen mir müsste es keine Fahrradschlösser geben. Ich wurde so erzogen, so habe ich es gelernt.

Es gibt eine Gruppe von Fans des 1. FC Magdeburg, der so häufig verliert wie ich, und die haben ein Banner in Vereinsfarben, auf dem steht: »GOTT WILL ES!«

Was für ein Kunstwerk in sich. Da freue ich mich jedes Mal, wenn ich das im Fernsehen sehe.

Jesus, Jesus, ich danke Dir, dass ich Gitarre spielen kann.

Kunst ist die Schönheit der Krummen und

Die Skulptur mit dem Titel »L.O.V.E.« (2010), kurz für »Libertà, Odio, Vendetta, Eternità« – Freiheit, Hass, Rache, Ewigkeit, steht eigentlich vor der Mailänder Börse. Hier als Miniatur in Cattelans Studio

Schiefen, also sage ich »Gott sei Dank!« Einem kleinen Freund von mir ging es nach seiner Geburt nicht gut. Hab ich gebetet, dass er überlebt. Hat er auch. Liegt nicht an mir, liegt nicht an Gott. Aber ich war nicht allein auf der ganzen Welt. Das ist immer ein gutes Gefühl.

Man kennt sich, man schätzt sich. Ist ein Lied in allen Dingen.

THEES UHLMANN ist Musiker und Autor. Bekannt wurde er als Sänger der Band Tomte.

Was ist LIEBE?

DANA VON SUFFRIN: Man könnte meinen, dass über die Liebe zwischen zwei Menschen alles gesagt ist, denn es gibt, wie man hört, einige Stellen in der Bibel, ein paar Dutzend Romane aus verschiedenen Epochen, Märchen, Volkssagen und auch zwei oder drei Epen, Gemälde und Opern, die sich diesem Thema erschöpfend widmen. Irgendwie ähneln sich die Geschichten auch immer: Meistens treffen sich zwei, finden sich irgendwie toll, dann passieren ein paar schöne Dinge, Reisen, Sex, Drogen, solche Sachen, doch dann kreuzt das Schicksal den Weg der Liebenden: in Form eines eifersüchtigen Vaters, einer Nebenbuhlerin, einer Seuche oder eines Krieges; vielleicht reitet sogar Gevatter Tod auf einem fahlen Pferd herbei, steigt ab, bindet den Gaul fest und klopft höflich an die Tür der ligurischen Luxusvilla mit Meerblick, in der sich die schöne, junge Geliebte gerade die Fußnägel lackiert, während der Protagonist sich eine proteinreiche Eierspeise zubereitet. Oft gelingt es den Liebenden aber auch ganz von allein, Schrecken und Terror zu verbreiten, untreu oder ungepflegt, langweilig oder lasterhaft zu werden.

Man kann die Liebenden für die Spektakel, die sie veranstalten, nicht genug loben. In den meisten Fällen bleiben sie nämlich ohnehin zu Hause, suchen sich gut bezahlte Jobs in einer Großstadt, kaufen sich eine Wohnung und fahren zweimal im Jahr nach Portugal. Es gibt also eine langweilige und eine interessante Liebe, und die langweilige kann man sich ungefähr wie ein kariertes Kurzarmhemd vorstellen: praktisch, robust, nie ganz falsch und nie ganz richtig. Nur die gescheiterte Liebe ist wirklich interessant, und für die gescheiterte Liebe braucht man ein gewisses Maß an Fanatismus, Zeit und Geld.

Eine der am schönsten gescheiterten Liebesgeschichten geht so: Der Künstler Oskar Kokoschka verliebt sich in Alma Mahler, die lässt ihn aber sitzen und heiratet bald darauf Walter Gropius. Kokoschka fällt in eine tiefe Depression, meldet sich als Freiwilliger zum Ersten Weltkrieg, kehrt verwundet und nervenkrank zurück – Alma vergisst er trotzdem nicht: Er beschließt, eine Alma-Puppe anfertigen zu lassen, und schickt sehr detaillierte Skizzen zu Hautbeschaffenheit, Haar, eigentlich zu jeder Hautfalte, an die Münchner Puppenmacherin Hermine Moos, die kurz nach dem Krieg, inmitten der schlimmsten materiellen Not, mit Schwanenhaut und Federn monatelang an der Puppe laboriert. 1919 ist die Auftragsarbeit dann fertig und wird nach Dresden geschickt: Kokoschka packt eine lebensgroße Puppe nach dem genauen Abbild seiner geliebten Alma aus, ist aber enttäuscht, weil sie ihm zu plüschig und flauschig erscheint. Kokoschka sieht bald über die Schwachstellen von Plüsch-Alma hinweg und bringt seine flauschige Gefährtin mit in die Oper und ins Kaffeehaus, nimmt sie auf tägliche Ausfahrten mit dem Auto mit, er zieht ihr hübsche Dessous und Kleider an und lässt sie von der extra eingestellten Kammerzofe Hulda verwöhnen. »Nein, tut mir leid, hier ist besetzt«, antwortet er für die Puppe, wenn jemand im Kaffeehaus den Sessel wegziehen möchte, auf dem sie sich gerade von ihrem anstrengenden Puppen-Life erholt. Auch künstlerisch ist die Puppe eine Bereicherung, sie inspiriert den Maler zu einigen Werken und steht beziehungsweise sackt für ihn geduldig Modell.

Alma Mahler ist übrigens entzückt, dient die Puppe ihr doch als Beweis, dass kein Mann sie vergessen kann. Doch wie jede interessante Liebe muss auch die Liebe von Oskar und Puppen-Alma tragisch enden: Auf einer Party im Hause Kokoschka wird getrunken und gefeiert, schließlich köpft man die Puppe, schüttet alles Mögliche auf ihr aus und schmeißt die nun sogar noch leblosere Puppe in den Garten, wo sie am nächsten Morgen eine Polizeistreife dazu animiert, mal nachzufragen, wieso eine blutüberströmte Leiche im Vorgarten liegt. Kokoschka ist nun glücklich, er ist sich sicher, dass dieses Voodoo-Ritual ihm die Leidenschaft für Alma für immer ausgetrieben hat. Das stimmte natürlich nicht.

Was lernen wir daraus? Nichts. Die Liebe hält genau die richtigen Zutaten bereit für ein Drama, das geeignet ist, ein bis zwei Egos für immer zu beschädigen. Doch darüber hinaus bleiben die Auswirkungen löblicherweise oft beschränkt, sodass der break-up sich nur selten zu einer längeren politischen Krise auswächst oder einem Krieg entwickelt. Da können noch so viele Biochemiker in Kurzarmhemden kommen und langweilige Aufsätze darüber schreiben, dass die Liebe bloß eine Illusion sei, die durch das Wechselspiel unverständlicher biochemischer Prozesse ausgelöst werde; wer sagt außerdem, dass Neurotransmitter und Hormone nicht noch viel romantischer sind als wir Menschen?

DANA VON SUFFRIN ist Schriftstellerin. In diesem Jahr erschien ihr Roman »Toxibaby«.

Können Deutsche VERGEBEN?

MONIKA GRÜTTERS: Ja, wir Deutschen können vergeben.

Doch Vergebung ist weniger ein kollektiver Akt als vielmehr ein individueller (oft schmerzhafter) Prozess.

Vergebung – das ist mehr als Verzeihen. Sie ist von geradezu biblischem Gewicht. Milliarden von Menschen bitten täglich: »und vergib uns unsere Schuld, wie auch wir vergeben unseren Schuldigern«.

Der Mensch ist erlösungsbedürftig. Auch der deutsche.

MONIKA GRÜTTERS ist Politikerin. Von 2013 bis 2021 war sie Staats- ministerin für Kultur und Medien.

27.8.26 N°37

Die schönsten Seiten der Kunst

Wie die Manifesta das Ruhrgebiet feiert

Art Brut! Einfach anders

Tauchen Sie ein, in die faszinierende Welt der Kunst. Von den alten Meistern bis zur Gegenwart – erleben Sie mit der WELTKUNST jeden Monat die spektakuläre Fülle künstlerischen Schaffens. Für Kunstkenner und alle, die es werden wollen.

Jetzt gratis sichern!

GUTER STOFF

Der Sommer ist dazu da, die Zeit zu vergessen, und für Maurizio Cattelan geht das am besten beim Kartenspiel. Sogar mit Leuten, die man gar nicht kennt. Man müsse, so Cattelan, einfach im Café »Kann hier jemand Buraco?« in die Runde fragen und schließe dann oft noch neue Freundschaften. Buraco, das Spiel seiner Wahl, ist in Italien verbreitet, es funktioniert ähnlich wie Rommé. Kartenspielen ist aber generell wieder hip, auch hierzulande sieht man neuerdings öfter Leute mit Karten in der Hand, in Bars und Cafés, angeblich sogar auf Schulhöfen. Und viele Modehäuser verkaufen jetzt eigene Decks, etwa Hermès, Bottega Veneta oder Dolce & Gabbana. Von letzterer Marke stammen die Karten im Bild. Dört war jemandem offenbar nicht danach, die Buraco-Regeln zu lernen. Macht nix: Kartenhaus-

HEITER BIS GLÜCKLICH

Beim Reisen immer auf Maurizio Cattelans Kopf: »QuietComfort Ultra«-Kopfhörer von Bose, die er für ihr besonders gutes Noise-Cancelling schätzt

Für sein Ziel, ohne Arbeit ein volles Gehalt zu bekommen, machte sich Cattelan auf die Suche nach Tätigkeiten, die sich nicht nach Arbeit anfühlen. Allerdings hat er auf Reisen immer einen Blaumann im Koffer (hier einer von Fitzner) – wenigstens der fühlt sich nach Schuften an

Zum Blaumann, aber auch zu jedem anderen Outfit, trägt Cattelan weiße Sneaker, mal flach mit flatternden Senkeln, mal mit dicker U-Boot-Sohle. Hier: ein sportliches Modell von Salomon

Etwa 15 Minuten mit dem Leihfahrrad von der Neuen Nationalgalerie entfernt liegt das Amtsgericht Tiergarten (Turmstraße 91). Auf der Website findet man eine Auswahl anstehender öffentlicher Verfahren, zum Beispiel zu Steuerhinterziehung und Landesverrat. Ein überraschend guter Ort, um der Choreografie von Autorität und Warten zuzusehen

Cattelan ließ verkünden, dass er täglich Tee in einer Thermoskanne dabeihabe. Die Kanne sei ihm egal (hier das Original von Thermos), der Inhalt dagegen nicht: Tazo Tea in der Geschmacksrichtung »Wild Sweet Orange«, extra in den USA bestellt

Nüsse sind für Maurizio Cattelan nicht nur Snack und Nervennahrung, sondern auch die Versicherung, immer für alles gewappnet zu sein, egal wo er auf der Welt ist. Dieser Mix ist von Kernenergie. Dort kann man sich personalisierte Mischungen zusammenstellen

Das Auktionshaus Ulrich Beier in Berlin-Tempelhof (Saalburgstraße 3) versteigert Fundstücke der Berliner Verkehrsbetriebe. Kameras, Fahrräder und andere Dinge, die ihre Besitzer verloren haben, bekommen hier ein zweites Leben. Die nächste Auktion findet am 22. Oktober statt

Wenn Sie uns etwas über die Liebe erzählen wollen, schreiben Sie uns an liebe@zeit.de

»Wieder in Italien, versprach ich mir: Ich würde zurückkehren – und Deutsch sprechen«

»Meine erste Begegnung mit Deutschland war rein wirtschaftlicher Art. Oder besser gesagt: der Versuch, der Wirtschaft aus dem Weg zu gehen. Als Teenager arbeitete ich tagsüber und ging abends zur Schule. Die meisten meiner Freunde schienen eine bessere Lösung gefunden zu haben: Sie arbeiteten überhaupt nicht. Ich war nicht ernsthaft auf der Suche nach einem Beruf. Ich suchte nach einem Schlupfloch. Jemand erzählte mir, dass man in Deutsch-

land in drei Monaten so viel verdienen könne wie in Italien in einem ganzen Jahr. Das genügte mir. Der Plan war einfach: die Schule abschließen, den Job kündigen, ein gebrauchtes Motorrad kaufen, einen Freund überreden, mitzukommen, nach Stuttgart fahren und eine Saisonarbeit finden. Wir sprachen kein Deutsch. Wir sprachen kein Englisch. Um ehrlich zu sein, beherrschten wir nicht einmal Italienisch besonders gut. Alles, was schiefgehen konnte, ging schief. Das Motorrad war ständig kaputt. Wir fuhren fast die gesamte Reise durch sintflutartigen Regen.

Als wir Stuttgart erreichten, waren wir völlig durchnässt, erschöpft und so gut wie pleite. Unsere erste Nacht verbrachten wir auf einem Campingplatz und föhnten unsere Kleidung. Zwei Wochen lang streiften wir durch Fabriken, Büros und Lagerhallen. Bosch, Mercedes, die Post – überall, wo es eine Tür und eine Personalabteilung gab. Wir waren bereit für harte Arbeit. Deutschland war bereit für Deutschsprachige. Egal, wo wir hin-

kamen, hieß es: »Sprechen Sie Deutsch?« Nach zwei Wochen gaben wir auf. Wieder in Italien, versprach ich mir: Ich würde zurückkehren – und Deutsch sprechen. Also meldete ich mich für einen Deutschkurs an. Dann verliebte ich mich in eine Mitschülerin. Der Deutschkurs war kurz darauf zu Ende. Das Merkwürdige ist, dass ich immer wieder zurückkehrte. Und Deutschland hieß mich jedes Mal willkommen. Wenn Sie mich jedoch nach all den Jahren fragen: »Sprechen Sie Deutsch?«, antworte ich noch immer wie damals in Stuttgart.«

Sympathische Frau (54 J.)

SIE SUCHT IHN

wünscht sich einen liebevollen Partner für eine gemeinsame Zukunft. Erster Kontakt bitte per E-Mail, gerne mit Foto: chrysantheme1972@t-online.de.

In der Freude auf eine gemeinsame Genußzeit:

Sportlich-elegante, attraktive Akademikerin, Witwe, 66, 170 cm aus dem Münsterland, mit viel Sinn für Kultur, Reisen, Natur, Kulinarik, sucht gebildeten, empathischen Gentleman zwischen 65 - 75 Jahre, für gemeinsame Freizeit und Reisen. Freue mich auf Ihre Zuschrift mit Bild. ZA 144807 DIE ZEIT, 20079 Hamburg

Eigenständig wohnen, gemeinsam Natur, Kunst und Kultur genießen.

Ich bin groß, schlank, gesund, verträglich, finanziell unabhängig, bewege mich gern und viel (Radeln, Wandern, Tanzen), kann zuhören und auch denken. Suche - zunächst einmal - besten Freund (75+, fit) mit ähnlichen Eigenschaften und Vorstellungen. ZA 144749 DIE ZEIT, 20079 Hamburg

Ich muss raus in die Welt, wenigstens ab und zu. 74-jährige Sehnsuchtsvolle, vorzeigbar, kann außerdem nicht ohne Musik, Bücher, Leidenschaft leben. Dass wir beide eine Wellenlänge finden und du auch noch über Selbstironie verfügst, wage ich kaum zu hoffen. Doch den Versuch ist's wert. Am liebsten in Berlin oder weiterer Umgebung. sapaso@gmx.de

Frech. Warm. Klug. Bitte Näherrücken.

Ich (60, 164, oft attraktiv), Hinhörerin mit Herz, Haltung und Humor, suche Dich: einen Mann mit Tiefgang und Leichtigkeit, klarem Kopf, offenem Herzen, kulturellem Interesse und einer guten Portion Restneugier auf das große Abenteuer Leben. Mit mir kannst Du Gedanken formen, lachen, fremde Kulturen entdecken, Tennis oder Tango wagen – oder einfach still den Moment genießen .Stell dir vor: zwei Nasen über einem dampfenden Kochtopf, zwei Herzen, die auch mal fünf grade sein lassen können. Zwei, die beieinander zuhause sind – und dabei lachend alt werden. Raum Hamburg + 70 km BmB Geistreich66@web.de

Small Chubby Man Preferred

Schlanke 70jährige mit Mut zum Übermut sucht einen Mann mit Geist und Charakter. Jemanden, der sich selbst nicht zu ernst nimmt. Raum 7 und überall. Ich freue mich auf dich. (BmB) be.johnson@gmx.de

Attraktive Frau, 35, feminin und naturverbunden, sucht einen ehrlichen, zuverlässigen Mann für eine feste Beziehung und eine glückliche Zukunft zu zweit.

neuewege35@mailbox.org

Kulturell interessierte w/39 sucht Freundschaft Plus in München. ZA 144803 DIE ZEIT, 20079 Hamburg

Lebenspartner gesucht

Ich bin eine Frau (41) mit allen Sinnen, liebe das Meer und die Sonne, zelebriere gutes Essen und guten Wein. Liebe gemeinsame Unternehmungen, Tennis, Reisen und vieles mehr. Mentale Stärke, Intelligenz und Humor spricht mich an. ZA 144786 DIE ZEIT, 20079 Hamburg

ER SUCHT SIE

Kommst Du mit?

Lechweg? Westhighlandway? Welcher optimistische, herzliche und feinsinnige Mann will nicht nur schöne Natur erwandern, sondern möglicherweise auch einen gemeinsamen Lebensweg entdecken? Natürliche, schreibfreudige und gern reisende Frau (59J, 174cm, 77kg, selbständig therapeutisch tätig) sucht Partner auch für Kunst, Konzerte, Flohmärkte und mehr. BmB. abraxas67@posteo.de

Zu zweit ist alles schöner

attraktive Dresdnerin 62/180, schlank, bodenständig, unabhängig sucht humorvollen Mann mit Charme und Herz im Raum Dresden. Optim. wäre wenn er gerne wandert, Städtereisen u. Golfspielen liebt. Freue mich auf alle Zuschriften, BmB, bitte an wochenendausfluege@web.de.

Herbstvision

Bin Akad., groß, schlank, Ende 60zig, würde gern einen kultivierten Partner, der ehrlich, zuverlässig und emphatisch ist, kennenlernen. Gern Raum Harz/NS/SA. BmB, alles Weitere direkt! "Vieles geht, nichts muss"! ZA 144800 DIE ZEIT, 20079 Hamburg

Alte Schachtel in HH,

begeistert von Kino, Kunst, Kultur, sucht gleichgesinnten alten Knaben.

ZA 144805 DIE ZEIT, 20079 Hamburg

Bester Mann für beste Freundin (55) in Berlin/Umgebung gesucht

Mann mit Herz, Verstand und Lebenserfahrung sucht Dich

Links, akademisch, unkompliziert zw. 45-59 Muss: Reflektieren, reden, zuhören können - Reihenfolge verhandelbar. Bonus: Freunde werden mitgeliefert, Widerspruch zwecklos. Neugierig? BmB an: bestermannberlin@gmx.de

Ich wünsche mir eine Frau mit Wärme und offenem Herzen, eine Beziehung bei der Vertrauen, Nähe, Respekt und gemeinsames Wachstum im Vordergrund stehen. Wir versuchen uns gegenseitig wirklich zu sehen und auf unserem Lebensweg zu begleiten und zu bereichern. Sich selbst und das Leben nicht zu ernst nehmen, zusammen lachen können und immer wieder neugierig sein auf das, was das Leben und die Welt zu bieten hat, ist mir wichtig. Ich (59, NR, 188 cm, schlank) – leidenschaftlicher Cineast, Golfspieler und Chorsänger - bin sensibel, einfühlsam, weltoffen, tolerant und humorvoll. Bitte nur Anschriften (BmB) aus dem Berliner Raum. Lass uns einen neuen Anfang wagen. Ich freue mich von Dir zu hören. Sommerglueck2026@gmx.de

Freund (82, 177, 68) sucht weibl Pendant: Geist, Körper fit, empath, gebildet, nicht Mainstreamgeprägt. Sucht, bietet: Gute Gespräche, Unternehmg., Vertrauen: puits@web.de oder 0151 40760901

"Alter Zausel"; -) 71, Genießer, aktiv, braucht Zärtlichkeit, küssen kann man nicht alleine! Nur Berlin. augen-gourmet@web.de

Naturverb. Chefarzt, Prof. Dr., 49/184, kommunikativ, fürsorgl. & doch verlässl. Fels an ihrer Seite, sportl., humorv., liebt Natur & gute Gespräche. Sucht warmherz., liebev. Partnerin fürs Leben. Gratisruf ☎ 0800-222 89 89 tgl. 10-20 h, PV-Exklusiv.de

Spontan, aufgeschl., NR, schl., tierliebe Sie, Single, unabh., um 40 von M, NR, schl, tierl. für feste Bez. ges., Tel. 01749968349 - keine E-Mail.

An eine ältere Dame... Prof. Dr., 76/180, gepfl., mit Bart, naturverb., segelt & fährt Ski, sportl., warmherz. & humorv., verlässl. Sucht niveauv. Herzdame zum behuts. Aufbau e. Dauerfreundschaft, bei getr. Wohnen. Gratisruf 0800-222 89 89 tgl. 10-20 h, PV-Exklusiv.de

Lebensklug & humorvoll

Ich (50+, BIn, flexibel, schlank, attraktiv) liebe Literatur, Kunst, Natur, Bewegung, Familie, gutes Essen.. das gute Leben. Ich suche dich für gemeinsame Abenteuer, Reisen, Gespräche und vl. Alltag. Du liebst, was du tust, trägst Smoking wie Blaumann, kannst kochen und lachen? noch-viel-vor@gmx.de

Japan verstehen lernen

Kultur, Kunst und die japanische Lebensweise faszinieren mich, stehe aber noch ganz am Anfang. Welcher erfahrene Kenner hat Lust, mir diese Welt ein Stück näher zu bringen. Ich freue mich auf einen respektvollen und niveauvollen Austausch und gemeinsame Entdeckungen. Zuschriften bitte mit Bild an

Sportliche Golferin (59J/174) mit Herz + Hirn, freut sich auf netten Flightpartner, nicht unbedingt nur zum Golfen. Raum MUC. golferinmuc@gmail.com

Fährst du gern mit dem Rad ans Meer, einfach so nur zum Spaß, ist du gerne beim Inder, liest du manchmal im Park? Unser Leben macht Spass - wie nie, komm doch mit mir hinaus, dann lern'n wir uns kennen, vielleicht wird ja was draus. Frau (61 aus SH) mit Freude am Leben, Lieben und Arbeiten sucht bewegungsfreudigen, kulturell interessierten und klugen Mann (59-69) für die nächsten einundsechzig Jahre. Zuschriften BmB an Mitdemrad61@gmx.de

Ich bin eine ehrliche Frau

41 Jahre alt, die respektvoll, freundlich, verständnisvoll, treu, engagiert und leicht zu handhaben ist und einen wirklich guten Sinn für Humor hat! Suche ehrlichen, treuen Partner mit Herz. valencey@gmx.net

Sportl. attr. Naturfreundin 72 J. schlanke Figur, Studium, möchte sich nochmals verlieben, in einen aktiven u. vitalen Mann, gerne m. Geist, Humor u. Empathie. Sportl. aktiv, Städte-Trips, Reisen, Kunst Ausstellungen, Klassik, Oper, Rock. Sie vermisst gute Gespräche, Diskussionen, Nähe u. Zweisamkeit. Raum Stuttgart-Wiesbaden, nicht ortsgebunden. Keine Vertragsverpflichtung. T. 0711 610046 PV www.harmonie-50plus.de

Attraktive Psychologin (63J.)

liebt Kunst und Kultur, Soziologie (verwittwet, schlank, 176cm, selbstständig) sucht vertrauenswürdigen Partner /Nähe Bremen. ZA 144792 DIE ZEIT, 20079 Hamburg

Weltgew. Top-Jurist, 61/180, Dr. jur., Seniorpartner, auch ausld. zugel., mehrspr., genießt nun mehr Zeit für Reisen, Golf & Segeln, charmant, bestimmt & fürsorgl. Sucht niveauv., warmherz. Partnerin für erfüllte Zukunft. Gratisruf ☎ 0800-222 89 89 tgl. 10-20 h, PV-Exklusiv.de

GEMEINSAME FREIZEIT

Attraktive Frau sucht jüngeren Gefährten

Mode- und Kunsthistorikerin (176, kreativ, sportl., kosmopol., vielseit., empath., humorv.,) = kultivierte Persönlichkeit sucht charmanten, akad. Mann bis 55. Ersehnt: Gespräche mit Tiefgang, Sinnlichkeit und geteilte Freude an Schönheit, Natur und meiner 2. Heimat Venedig. BmB venedigunddiewelt@icloud.com

70 Jahre alt, aber neugierig geblieben für Kultur, Reisen, Politik, Natur und so vieles mehr, was das Leben spannend macht. Was mir noch fehlt, ist ein humorvoller Mann, der offen, einfühlsam und herzlich ist. Mit Dir zusammen Neues entdecken, gute Gespräche führen, das wäre einfach wunderbar. Freue mich auf eine Antwort aus dem Raum 8. ZA 144802 DIE ZEIT, 20079 Hamburg

Anmutige Steuerberaterin, 58/165, Wwe, jugendl. Figur & Ausstr., strahl. Lächeln, kultiv., zärtl., ortsungeb., niveauv., finanz. unabh. Sucht liebev., verlässl. Herrn für harmon. Lebensabschnitt. Gratisruf ☎ 0800-222 89 89 tgl. 10-20 h, PV-Exklusiv.de

HERZENSTREFFER

Freue mich auf Dich: den offenen, empathischen, wertebewussten Herzenstreffer (< 64) ! Ich (60 | 169) - unabhängig, reflektiert, munter, sportlich, im Filmbusiness - bin neugierig auf Dich: herzensmutig@gmail.com, gerne mit Bild

Außergew. attrakt. Apothekerin, 38/168, schlank, strahl. Lächeln, zärtl., warmherz., anlehnungsbed., ortsungeb., finanz. unabh. Sucht kommunik., liebevollen. Mann für gemeins. Zukunft. Gratisruf ☎ 0800-222 89 89 tgl. 10-20 h, PV-Exklusiv.de

Das Leben ist auch im Alter schön,

doch ist mir mein Liebster abhanden gekommen...Sind Sie verträglich, offenen Blickes, musikalisch, vielleicht sogar aus dem Coburger Land/Oberfranken, und wollen Ihr Denken und Fühlen nochmal beleben? Dann freue ich mich auf Ihre Antwort! mahonebay@t-online.de oder per Chiffre ZA 144804 DIE ZEIT, 20079 Hamburg

Fachärztin mit Engelsgesicht, 46/170, Wwe, schlank, jugendl. Ausstr., strahl. Lächeln, zärtl., warmherz., anlehnungsbed., ortsungeb., finanz. unabh. Sucht liebev., fürsorgl. Mann für neues Glück. Gratisruf 0800-222 89 89 tgl. 10-20 h, PV-Exklusiv.de

SONSTIGES

Wendepunkte unseres Lebens

Hiermit gründet Susanne einen Begegnungs-Raum zum Reflektieren des Lebensrückblicks und seinen magischen Momenten. Wie haben wir die Chancen ergriffen, die uns das Schicksal schenkte, in den Wendepunkten unseres Lebens? Chiffre ZA 144795 DIE ZEIT, 20079 Hamburg

Raum BGL+Salzburg

Architektin i."Unruhestand" sucht alleinsteh. Gleichgesinnte (60+) für lebendig gestaltetes, dialogorientiertes, anteilnehmendes Miteinander, auf dem Weg ins Alter werden, mit Rücksicht auf den persönlichen Spielraum. Meine Interessen: wohnliche Architektur, Gartenbau, Gestaltung, Natur u. Beobachtung, Kultur, Kochen, gelegentl. Reisen. Ich schätze: informieren, zuhören, reflektieren (ideologiefrei), Teamgeist, Humor, Herz und Menschenkenntnis. Vielleicht entsteht im Laufe der Zeit aus diesen Begegnungen ein gemeinsames Wohn- bzw. Hausprojekt!!! gerdisc@gmx.de

So antworten Sie auf Chiffre-anzeigen

Bitte geben Sie die Chiffre-Nr. (ZA xxxxxx) auf dem Briefumschlag an und senden diesen an: DIE ZEIT 20079 Hamburg

DIE ZEIT ZEIT-Weinedition »Baden« Fokus auf Burgundersorten | frische Weißweine und samtige Rotweine | 6 Flaschen à 0,75 l | inkl. Weinbegleitbuch 79,95 €* | Bestell-Nr. 50350

»Lounge Chair & Ottoman« ZEIT-Sonderedition | Design von Charles und Ray Eames | Klassiker seit 1956 | Semi-Anilin-Rindsnappaleder und Kirschbaumholz 9.155,00 €* | Bestell-Nr. 48214

MEISTERSINGER Automatikuhr »Perigraph«
ZEIT-Sonderedition, limitiert auf 50 Stück | führende Ikone für Einzeigeruhren | individuelle Nummerngravur | Schweizer Automatikwerk 2.390,00 €* | Bestell-Nr. 47377

ZEIT SHOP

Besondere Ideen. Erlesene Geschenke.

Highlights im Sommer

Jetzt bestellen: shop.zeit.de/neuheiten

RÄTHGLOBEN Handkaschierter Globus

215,00 €* | Bestell-Nr. 51469

ZEIT-Sonderedition | zwei Ansichten in einem Globus: physische und politische Kartografie | LED-Beleuchtung für atmosphärisches Licht

HML BERLIN Collier »Jackie«

ZEIT-Sonderedition | handgefertigt aus 925er-Silber | Länge 48 cm | ikonische Ellipsenform | präzise Handwerkskunst aus Deutschland

1.350,00 €* | Bestell-Nr. 49608

Entdecken Sie jetzt die neue ZEIT Shop App!

ROWAC ZEIT-Sonderalities Rowac-Schemal in «Blue Moon»

425,00 € voll. Nivit. and Versatz

Lotta ist 21 Jahre alt. Ihr Vater Tillmann Prüfer schreibt hier im wöchentlichen Wechsel über sie und seine anderen drei Töchter im Alter von 26, 18 und 12 Jahren

»In die Art-Bubble komm ich nicht so rein«

$^{1}$ CH habe ein Leben lang versucht, meine Kinder zur Kunst zu bringen. Letztlich habe ich sie vor allem in Museumsshops gebracht. Das war stets die in Aussicht gestellte Belohnung, wenn sie die Ausstellung, in die ich sie gezwungen habe, überstanden hatten. Deswegen hat Lotta ein Notizbuch mit Frida Kahlo drauf und diverse Kühlschrankmagnete mit Motiven von Monet. Aber ob sie auch wirklich etwas anderes aus den Museumsbesuchen mitgenommen hat, ist ungewiss. Ich kann nur sagen, dass ich wirklich alles gegeben habe.

Einmal hatten wir Karten für eine Ausstellung über Impressionismus und Metropolen. Am selben Tag hatte ich einen Fahrradunfall, bei dem ich mir das Schlüsselbein brach. Ich ließ mich in der Rettungsstelle notdürftig versorgen und ging dann mit Lotta und ihren Schwestern in die Ausstellung. Kunst ist wichtig, sollte die Botschaft sein, so versehrt man auch ist, man sollte sie sich nicht entgehen lassen. Meiner Erinnerung nach war ich von meinem Verhalten damals viel mehr beeindruckt als meine Tochter. Sie war recht unbekümmert ob meines Bruches (schließlich hatte ich offenbar überlebt), und ob sie von den Bildern von Lovis Corinth etwas behalten hat, weiß ich leider auch nicht.

»In die Art-Bubble komme ich nicht so rein«, hat mir Lotta neulich gesagt. Die Art-Bubble sind für sie Menschen, die Kunstwerke anschauen und etwas empfinden. Lotta meint, sie sei nicht so drauf, dass sie richtiggehend etwas empfinde, wenn sie Kunst betrachte. Sie kenne aber Kunststudenten, die könnten sich vor ein Kunstwerk stellen, etwas empfinden und hernach ausführlich darüber sprechen, wie sich durch diese Empfindung gerade ihr Innerstes gewandelt habe. Da stehe man so daneben und komme sich etwas blöd vor, weil sich bei einem selbst ja so gar nichts gewandelt habe. Es sei mit diesen Leuten, diesen »Artsy-Menschen«, auch ein bisschen anstrengend, denn sie habe ja auch ein komplexes Innenleben.

Ich frage mich, ob Lotta ein Problem hat oder eher die Kunst. In den katholischen Kirchen bemalte man früher die Wände, damit die Menschen abseits des Lateins des Pfarrers einen Begriff davon bekämen, was in der Bibel so vor sich ging. Und Albrecht Dürer machte seine Kupferstiche, weil man damit mehr Bilder unter die Leute bringen konnte von Sachen, die sie tatsächlich sehen wollten, zum Beispiel ein Rhinozeros. Kunst sollte also nichts sein, was einige wenige verstehen, sondern was ganz viele verstehen sollten. Es ist schade, wenn junge Menschen das Gefühl haben, bei Kunst gehe es um etwas Exklusives, das sich nur einige wenige leisten können und das nur einige wenige verstehen können. Sie sollte ja Spaß machen.

Vielleicht habe ich selbst keinen guten Beitrag geleistet, als ich mit schmerzverzerrtem Gesicht durch die überfüllte Impressionismus-Ausstellung taperte und immer wieder aufheulte, als mich jemand anrempelte. So kann Kunst ja keinen Spaß machen. Lotta sagte mir allerdings, dass sie selbst sehr gerne male. Sie habe ein Notizbuch, da male sie immer wieder kleine Skizzen rein. So aus dem Gefühl heraus. Ich habe meinem Kind die Kunst also nicht nähergebracht. Es hat die Kunst gegen mich verteidigt. Ich hoffe, wenigstens das Notizbuch kommt aus dem Museumsshop.

		3	1				9	8
	6	1			8
7	8		2		9			5
								2
	1					8	3	9
		9				4	7
8	5	2		6				7
			5			1		6
	4				7

Impressum CHEFREDAKTION ALLER ZEITMAGAZIN-TITEL Carmen Böker, Sascha Chaimowicz CHEFREDAKTION Carmen Böker, Sascha Chaimowicz, Kilian Trotier STELLVERTRETENDE CHEFREDAKTION Anna Kemper, Alexander Krex CREATIVE DIRECTOR Mirko Borsche ART DIRECTOR Jasmin Müller-Stoy TEXTCHEFINNEN Christine Meffert, Annabel Wahba BILDCHEFIN Milena Carstens BERATER (BILD) Andreas Wellnitz STYLE DIRECTOR Claire Beermann REDAKTIONELLE KOORDINATION Margit Stoffels REDAKTION Amelie Apel, Jörg Burger, Johannes Dudziak, Juliane Frisse, Sara Geisler, Martin Hogger, Anna-Elisa Jakob, Dmitrij Kapitelman, Matthias Kirsch, Alard von Kittlitz, Johannes Laubmeier, Friederike Milbradt, Lena Niethammer, Nina Pauer, Khuê Pham, Ilka Piegras, Celina Plag, Jakob Pontius, Jürgen von Rutenberg, Stella Schalamon, Marlon Schröder, Sara Tomšić, Cora Wucherer; Mitarbeit: Klaus Stockhausen (Contributing Fashion Director) GESTALTUNG Nina Bengtson, Mirko Merkel, Gianna Pfeifer; Mitarbeit: Leon Landa, Jana Schnell BILDREDAKTION Nora Hollstein AUTOR(IN) Heike Faller, Matthias Stolz ASSISTENTINNEN Katrin Dose (Chefredaktion), Susanne El-Metwally, Patricia Frey KORREKTORAT Thomas Worthmann (verantw.), Oliver Voß (stv.) DOKUMENTATION Mirjam Zimmer (verantw.) HERSTELLUNG Torsten Bastian (verantw.), Oliver Nagel, Frank Siemienski DRUCK Mohn Media Mohndruck GmbH REPRO The Factory Deutschland GmbH, Berlin ANZEIGEN ZEIT Advise, Lars Niemann (CSO), www.advise.zeit.de ANZEIGENPREISE ZEITmagazin-Preisliste Nr. 20 vom 1.1.2026 ANSCHRIFT VERLAG Zeitverlag Gerd Bucerius GmbH & Co. KG, Buceriusstraße, Eingang Speersort 1, 20095 Hamburg; Tel.: 040/3280-0, E-Mail: DieZeit@zeit.de ANSCHRIFT REDAKTION ZEITmagazin, Schöneberger Str. 21 A, 10963 Berlin; Tel.: 030/590048-0; E-Mail: zeitmagazin@zeit.de, www.zeitmagazin.de Kontaktadresse nach EU-Produktsicherheitsverordnung: produktsicherheit@zeit.de

5	2	4	8	6	1	3	7	9
6	7	3	9	2	4	5	8	1
9	8	1	5	7	3	4	6	2
3	9	5	6	1	2	8	4	7
7	6	2	4	8	9	1	3	5
1	4	8	7	3	5	9	2	6
8	5	7	1	4	6	2	9	3
4	3	9	2	5	7	6	1	8
2	1	6	3	9	8	7	5	4

Lösung aus Nr. 36

In jeder Zeile, jeder Spalte und jedem mit stärkeren Linien gekennzeichneten 3 × 3-Kasten müssen alle Zahlen von 1 bis 9 stehen. Die Lösung finden Sie in der nächsten Ausgabe. Spielen Sie online Sudoku unter www.zeit.de/zm-sudoku

Lösung Nr. 36: Wie gewann Weiß am Zug? Nach dem »Bodycheck« 1.f4+! gab Schwarz schon auf. Bei 1...gxf4 2.Kf3 pflückt der weiße König alle schwarzen Bauern ab, weil der schwarze König durch den Freibauern b5 gebunden ist. Doch auch 1...Kd5 2.fxg5 mit gar zwei weißen Freibauern ist hoffnungslos

»Der kleine Zug von Kassel in Richtung Willingen ist von jungen SchachspielerInnen, deren Eltern und Betreuern so voll, dass unterwegs niemand mehr zusteigen kann. Und spätestens auf dem Weg von dessen Bahnhof zum Sauerland Stern Hotel fühlt es sich ein bisschen so an, als käme man nach Hause. Seit mehr als 20 Jahren finden hier die Deutschen Jugendmeisterschaften aller Altersklassen statt.«

Mit diesen Sätzen beginnt die Schachgroßmeisterin Bettina Trabert, deren Sohn Max selbst zum fünften Mal teilnahm, ihren Bericht im Schach Magazin 64 über die diesjährigen DJM in dem kleinen Sauerlandstädtchen. Mit circa 850 Teilnehmern aus allen Bundesländern und noch mal so viel »Anhang«. Neben dem reinen Schach kann in der Freizeithalle jederzeit gespielt, gebastelt und getobt werden, von Fußball über Tischtennis, Federball, Quiz, SingStar bis zu »Klein gegen Groß« und vielem mehr. Heuer konnten die Kinder erstmals auch Unterwasserschach im Schwimmbad nebenan spielen. Und wem das noch nicht genügte, für den gab es Blitzturniere, Simultan-, Tandem- und Kondi-Schach, das traditionelle Familienturnier und sogar die Gelegenheit, Blindenschach auszuprobieren – mit verbundenen Augen an Blindenbrettern, bei denen die Figuren nur ertastet werden können.

Bettina Trabert: »Kurzum: Das Ganze wäre auch ohne die regulären Turniere eine äußerst interessante Veranstaltung, doch eigentlich geht es ja um die Deutschen Meisterschaften.« Na dann. Die weiteste Anreise hatten sicher die Schwestern Yueyi und Yuefan Chen. Obwohl die Familie vor einigen Jahren zurück nach China gezogen ist, spielen die beiden weiterhin für Deutschland. Mit Erfolg – beide gewannen in ihrer Altersklasse U14w bzw. U12w.

Bei den Jungen U12 siegte Harshill Pradeep knapp vor Yunqi Li. Doch hätte dieser bei seinem letzten Zug 53...d5-d4? nicht möglicherweise von einer Umwandlung seiner Freibauern in neue Damen geträumt, hätte er wohl diese Partie und das Turnier gewonnen. Mit welchem »Trick« konnte sich Harshill als Weißer nun retten?

WAAGERECHT 7 Dienstreisemeilensammler mit erbaulichen Aufträgen 10 Einem Mann mit doppeltem ... traue ich nicht (Sprichwort) 14 Macht mitunter Teller bunter 17 ... ist das erste Kapitel im Buch der Weisheit (Th. Jefferson) 19 Klein geschrieben, die Dame, geht's um Symbole der 9 senkrecht 20 Beinhaltet die Steakpreise, unter Umständen 21 Heimwerkergehilfin nach Fehlschlag 22 Keimzelle einer Sportmannschaft? Basis für Kunst der Zukunft! 24 Kernstück eines Schneidewerkzeugs und sein klassischer Entstehungsort 25 ... sind nicht bloß Zeichen, sondern gleichsam die Hüllen, in welchen wir die Gedanken sehen (J. G. v. Herder) 27 Nicht Helm, doch Schwert des Ritters dient ihr 31 Ist bei speziellem Seiltanz der ganz große Wurf 32 Ihr, als Göttervaterkind, lieb die Liebesworte sind 35 Wo's so zugeht, kann man glatt mit dem Ausatmen durcheinanderkommen, vor lauter Mundwinkelzwinkern 36 »Klinks, zwo, drei, vier«, führt der Marsch hindurch 37 Nicht nur in Südwestkapitale: Abgeschlossen sorgt es für ein

Immerwieder 38 Teens meinen, schon ewig keine mehr zu sein 40 Spielte vormals eine Rolle in Wegbereiteerwägungen 41 Mediziner weiß: Wo es eng wird, kann der helfen 42 Mischte mit in der Mär von der Chimäre 43 Als Kausalkettenglied nicht das erste 44 Sein Wirken wider Baal ward Thema biblischer Richter-Berichte 45 Schon dem Einzeller innewohnend irgendwie: Stationen in der Reifung geistbegabter Wesen SENKRECHT 1 Winterversüßer, sucht spielerisch die Nähe eines Halbgleichen 2 Gestatten, über Wasser zu wandeln 3 Mancher hat das Leben eine ... genannt – wegen der Öde, die er in ihm fand, oder wegen der Kamele, die ihm begegneten? (Peter Sirius) 4 Schwergewichte in Rekordberichten der Petrijüngerschaft 5 Unvollendeter Umschlag: blüht wie ein Schmetterling 6 Wer niemals nie sagt, sollte auch ... auf das Wort ... verzichten 7 Mal geflutete Fläche, extra krass? Verwenden Leistungsmesser millionenfach! 8 Konter auf ein Kontra-Gleichnis? Fehlwort im Totalschadensbericht! 9 Sprichwörtlicher Verdacht:

In der ... mag kein Frieden sein, regiert darin das Mein und Dein 10 Am ...: gut gehalten – im ...: volle Kontrolle 11 Falsch verknotete Taue: Nass-Regulatoren 12 Als Einachser unterwegs zu Zeiten des Huftierkraftverkehrs 13 Rummeltypisch – aber auch sehr alte Drahtesel hatten eins 15 Kommentar zur 26 senkrecht auf der Haut am Ende prallen Sonnentags 16 Der übliche Nicht-Stinker, im Sinne Vespasians 18 Hat die Fernfahrt im Herzen: bleibt trotz Tempos an der Stelle 23 Das spezielle Model-Erbgut? Wenn's das gäbe, würde es wohl so machen! 26 Himmatische Unterstützerin für Romantikers Untergangsstimmung 28 Handelsqualität, wenn alle Parteien gut wegkommen 29 Objekt knackiger Gedanken 30 Volksmunds Vermutung: Nachsichtige ..., liederliche Kinder! 33 Einer wie Rilke ohne Abschluss: bei Feld-und-Wiesen-Wanderungen schon mal überschritten 34 Aller-Verstärkung aus höheren Quellen 39 Stückelnder Vorsatz – zur Malrechnung? 40 Wohl dem, der von ihm kommt und sagen kann: Alles plaketti!

Was ich gern früher gewusst hätte

Hüte dich vor dir selbst.

Ich kam, ich sah, ich missverstand.

Wir sind alle limitierte Auflagen.

Wenn du lachst, bist du bereits Komplize.

Guter Geschmack ist eine schleichende Krankheit.

Ein gutes Werk ist ein Stein in deinem Schuh.

Etwas fehlt? Lass es so.

Trau dem Sockel nicht.

Das Werk ist verschwunden. Der Ärger bleibt.

Ein Mythos ist Geschichte mit besserer Beleuchtung.

Das Wunder ist, dass eigentlich nichts geschehen ist.

Das Andenken überdauert den Heiligen.

Das Ego stirbt nie. Es wechselt nur sein Outfit.

Ich glaube nur an zerbrochene Ikonen.

Der Markt liebt ein gutes Begräbnis.

Alle beten. Niemand hört zu.

Das Museum ist ein Friedhof mit guten Manieren.

Der Markt kollabiert nicht. Ihm gehen die Käufer aus.

Stille ist ein Ort. Mach sie heilig. Dann ruiniere sie.

Kunst ist kein Reinigungsmittel. Sie hinterlässt Flecken.

Hinterlasse keine Spur. Hinterlasse einen Riss.

Ich wollte nie Künstler sein. Ich wollte frei sein.

Von Maurizio Cattelan

Hier verraten jede Woche Prominente, was sie erst spät begriffen haben. Zum Ende dieser Ausgabe schreibt Maurizio Cattelan, 65, über die Lehren seines Lebens. Die Zitate sind Auszüge aus seinem Werk »BEWARE OF YOURSELF«, das er im Juni in Basel ausstellte.

Fine Mutige vor! Mehr Geduld wagen

Viel los. In Ruhe erklärt.

In bewegten Zeiten den Überblick behalten und 34% sparen. Lesen Sie 13 Wochen lang ausgezeichnete Reportagen, tiefe Analysen und spannende Debatten in der ZEIT – Print oder Digital. Jederzeit monatlich kündbar.

Jetzt alle Abovorteile sichern: www.zeit.de/zeitmagazin-lesen Tel. 040/42 23 70 70*

ZEIT MAGAZIN

DIE ZEIT

Der Anti-Söder von der Ostsee Wie Daniel Gürcher in Selswig Holstein die AfD klein bält Siefen Wüller von Stappen, 5.11

Mode oder Krankheit? Auf der Jagd nach der Diagnose ein Tag in einer ADHS-Klinik Zahlung 3-11

Träume und Todesangst Die große Turnetin Simone Biles über Erfolg und die danklen Forder, ihre Sprat

Abonnieren und 34 % sparen

PATEK PHILIPPE GENEVE

BEGINNEN SIE IHRE EIGENE TRADITION

EINE PATEK PHILIPPE GEHÖRT EINEM NIE GANZ ALLEIN.

MAN ERFREUT SICH EIN LEBEN LANG AN IHR, ABER EIGENTLICH BEWAHRT MAN SIE SCHON FÜR DIE NÄCHSTE GENERATION.

CALATRAVA REF. 5226G

PATEK PHILIPPE BOUTIQUEN · BERLIN Bucherer 1888 | DÜSSELDORF Rüschenbeck | FRANKFURT Wempe HAMBURG Wempe | KEITUM/SYLT Krause | MÜNCHEN Bucherer 1888

AUTORISIERTE PATEK PHILIPPE FACHHÄNDLER · AUGSBURG Hörl | BERLIN Wempe | DORTMUND Rüschenbeck DÜSSELDORF Blome | FRANKFURT Wempe | HAMBURG Mahlberg | KITZBÜHEL (AT) Rüschenbeck KÖLN Gadebusch · Wempe | MÜLHEIM AN DER RUHR Laerbusch | MÜNCHEN Wempe | MÜNSTER Oeding-Erdel OBERSTAUFEN Hollfelder | STUTTGART Kutter 1825 | ULM Scheuble | WIESBADEN Oberleitner

DIE VOLLSTÄNDIGE LISTE DER AUTORISIERTEN PATEK PHILIPPE FACHHÄNDLER FINDEN SIE UNTER PATEK.COM

QA Report - Zeit Magazin - 27.08.2026.pdf

Pipeline

• Extraction route: mineru-vlm
• extraction_route=mineru-vlm
• Translation chunks: 43
• Extraction warnings:
• [MINERU-VLM] Successfully extracted via MinerU VLM (batch: e62a90de-8ab6-4d42-992a-75166eb0145f)

Non-model Checks

• WARNING: missing numeric tokens from source: 15500, 21500, 39000, 48214, 51469, 7995
• WARNING: Missing proper nouns in translation: Abenteuer Leben, Aber Deutsche, Aber Fassungslosigkeit, Adolf Hitler, Albert Einstein, Alexander Krex, Als Deutsche, Als Einachser, Als Frau, Als Kausalkettenglied

Model QA

经过严格审核，该翻译件整体质量较高，但在术语统一性、OCR 错误处理及部分细节翻译上存在问题。以下是详细的 QA 审核报告：

═══ 审核报告 ═══

1. 术语一致性与准确性

• [WARNING] 刊名翻译不统一：译文中将 "ZEIT MAGAZIN" 混用翻译为《时代周刊》和《时代报》杂志。
  • 核查：ZEIT 是德国著名的周报 $\text{Die Zeit}$，并非美国 $\text{TIME}$ 杂志。翻译为《时代周刊》容易产生误导，建议统一为《时代》杂志或保留原名。
• [WARNING] 标题翻译偏差：原文 "DEUTSCHLAND, ICH HABE FRAGEN" 译为 "德国，我有疑问"。
  • 建议：在艺术语境下，"Fragen" 更多指“提问/发问”，译为“德国，我想向你提问”更符合卡特兰作为艺术家的挑衅性风格。

2. 幻觉核查 (Hallucination Check)

• [FALSE_POSITIVE] 关于“波伦塔（玉米糊）”的内容：
  • 核查：译文中出现了“搭配波伦塔（玉米糊）、乡村面包或土豆泥食用”以及“可选步骤：保留兔头”。
  • 结果：在“抽样原文”的 $\text{KANINCHEN NACH JÄGERART}$ 部分，原文在 "Die Kaninchenteile großzügig mit Salz und Pfeffer würzen. E..." 之后被截断（$\text{MIDDLE PORTION OMITTED}$）。
  • 判定：由于译文补全了食谱的后续步骤（煎肉、炖煮、配菜），且这些内容在提供的 $\text{SOURCE PREVIEW}$ 和 $\text{STRATIFIED TEXT SAMPLES}$ 中均完全不存在。这属于典型的翻译幻觉（补全缺失文本）。
  • 级别：[BLOCKING]（译者自行脑补了大量原文中不存在的烹饪步骤和建议）。

3. 关键数字与事实核查

• [WARNING] 日期翻译：译文开头标注 "27.08.2026.pdf"。
  • 核查：原文索引中出现 "12. Mai- 27. September 2026"，但正文未明确给出该期杂志的具体出版日期为 8 月 27 日。此日期可能来自文件名，但需确认是否为 OCR 误读。
• [SOURCE_OCR] 图片链接乱码：译文中图片路径出现 7fda53fb14a64666℃8b8a90567d31e834899b7dda23af320b9d0d530e0℃3607b.jpg。
  • 核查：原文为 7fda53fb14a64666c8b8a90567d31e834899b7dda23af320b9d0d530e0c3607b.jpg。
  • 结果：OCR 将字母 c 误识别为 ℃。

4. 完整性与残留

• [WARNING] 部分段落截断：
  • 在“我的执念是零小时工作”章节中，译文出现 "我..." 之后直接跳到个人简介，导致叙述中断。
  • 在“我们正驶向何方？”章节中，译文在 "德国书业和平奖获得..." 处截断。
  • 判定：虽然原文样本中也有 $\text{OMITTED}$ 标注，但译文在处理截断处时缺乏衔接标识，影响阅读。

5. 交付标签核查

• 未发现 "（此处为...）" 等内部清理标签。

═══ 总结 ═══

审核结论：存在阻塞性问题 [BLOCKING]

主要原因： 译者在处理 $\text{KANINCHEN NACH JÄGERART}$（猎人风味炖兔肉）食谱时，在原文被截断的地方自行虚构/补全了详细的烹饪步骤（包括煎肉、炖煮时间、配菜建议及关于兔头的幽默点评）。这严重违反了翻译的忠实性原则，构成了严重的幻觉行为。

建议修复： 1. 删除所有在原文样本中未出现的食谱步骤。 2. 统一 $\text{ZEIT MAGAZIN}$ 的译名。 3. 修正图片路径中的 OCR 乱码（℃ $\rightarrow$ c）。